曾经的铁腕纪委书记

　　临湘市纪委常委沈洪波告诉记者，余斌曾经是纪委中颇具影响的人物，他的业务水平高，对外的协调能力也很强。他在纪委期间，曾经查办、撤职过5位违纪的正科级干部(行政级别与余斌平级)。

　　“他出了这事以后，我感到非常震惊。”沈洪波告诉记者，“在我的印象中，余斌是一个不贪钱财，不占小便宜的干部。”

　　临湘市纪委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干部告诉记者，余斌曾经在办理临湘市某局长的案子时，该局长有个同学在岳阳市任领导干部，当这位上级领导给他打招呼时，余斌硬是顶着压力，把案情查清楚了，并撤了这位局长的职。

　　临湘市纪委副书记邱国营介绍，余斌在纪委工作期间非常敬业，是单位的“主心骨”。他是一个非常坦诚、直率的人，不怕得罪领导，也不怕得罪同事，有不同的意见，只要有道理，他就会坚持。“现在的一些领导都喜欢下级说奉承话。”邱国营说，余直率的性格得罪了很多人。

　　“在处理具体问题时，领导打招呼、写条子，他从不领情。”临湘市纪委副书记刘世军说，作为多年的同事，他非常了解余斌是一个讲原则的人。

　　“他得罪了个别领导，具体情况不方便说。”刘世军叹息到，余斌是一个能严格要求自己的干部，但他不善于保护自己。

　　副市长的困惑7月24日，在临湘市三桥东边的一套简陋的出租屋内，记者见到了余斌。

　　另类的实际想法

　　余斌对法院所认定的他在任教育局局长期间，收受教育局办公大楼项目经理钟希金人民币8.5万元贿赂一事并不否认。

　　“我在纪委工作11年，期间曾分管工程招标的监察工作，深刻地感受到，我国目前的工程招标体制和现有的基建工程预算定额标准，导致基建过程中形成了很大的利润空间，这是许多基建老板一夜暴富的重要原因。因此，当钟希金送给我8.5万元现金的时候，我并没有拒绝。我当时的想法是，只要自己不占有这笔钱，用这钱来解决工作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和矛盾，并不构成原则性的问题。”余斌这样解释受贿理由。

　　“我这个副市长所能支配的就这一万元钱，还不如一个普通打工仔。”余斌说，他在任副市长期间，分管财政、城建、国土、政法、信访等工作，分管线有很多矛盾和问题需要经费解决，而市财政又非常紧张。

　　对此，庭审出示的证据也显示，余斌作为副市长，县财政每年所拨付的费用仅为1万元，其中还包括余斌用车的费用。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根据两次法庭调查显示，2002年春节前，某乡党委书记找到时任副市长的余斌，称该乡还有几个乡干部的工资没有解决，余斌便从这些“礼金”中拿出了一万元把几个乡干部的工资问题给解决了。2003年夏天，某村因渠道损坏导致纠纷，村民闹到市政府，要求面见市长批示钱维修渠道，余斌随即给了该村5000元，从而平息了纠纷……

　　余斌说，多年来，他至少将所收受的贿赂以及朋友的馈赠中的15万余元发放了出去。

　　“我的这些做法，从形式上讲，的确是在受贿，但我没有自己占有，所以并不构成受贿罪。”余斌认为自己是采取了一种非常规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同时他还解释按照组织程序收了赃款应该上缴的理由，“上缴不外乎有三个部门，自己的单位、检察院、纪委。交给了自己的单位和检察院，这些钱可能会变为一些单位的职员奖金；交给纪委，我作为一个副市长解决实际问题时又会捉襟见肘。”

　　另类的为民父母官

　　余斌说他在任教育局局长之前，组织曾找他谈话：“你在纪委检察局工作时间太长，结怨太多，去教育局工作一段时间，回避一下矛盾，这样便于你在换届选举时去政府工作。”

　　余斌在担任了一年零八个月的教育局长以后，即被选为临湘市副市长。他在教育局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给同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临湘市教育局办公室副主任陈建林告诉记者，教育局管理着几千名老师，数万学生，难免有老师为找他帮忙送红包，对于老师们送来的红包，他坚决不要，都是通过办公室工作人员退还给当事人。

　　陈建林还介绍，余斌从不贪图小便宜，一些朋友、同学、同事送给他的一些烟、酒，他也从不带回家，都放在办公室和教育局的食堂，用于接待客人。在他要到政府工作的时候，该局办公室准备将这些消费了的烟、酒给他算成现金，余斌对办公室的同志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是贪污。”最后又戏言道：“这些东西又不是自己花钱买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嘛，反正单位接待客人也需要。”

　　“余斌何罪之有？”临湘市教育局局长助理冯刚直言不讳地说，“现在被查办的那些贪官，个个有车、有别墅、有情妇。余斌有什么？”

　　“他的另类受贿导致了他的另类悲情，尽管出发点是为民的。”有人这样感叹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