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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中国领导干部系列中的一个如此特殊群体：“除了外交、军事、国防这些内容没有，他们拥有的权力几乎跟中央没有区别。”说此话的是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刚建。

　　“表面看我们这些人满面红光，其实许多人都是高血压，仔细看眼圈是黑的，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睡眠不足。

　　”此言出自“我们”中的一员，山东曲阜的张术平之口。

　　“我们整天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像惊弓之鸟，生怕安全生产、突发事件、群体上访等重大事件事故发生，被追究责任。”“我们”中的另外一员，浙江乐清市委书记黄正强如是说。

　　表面上，“我们”大权在握，对治内的事情一锤定音。内心深处，“我们”有着太多压力和责任、太多的苦恼、太多的困惑、太多的酸甜苦辣。“我们”，便是处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期的县委书记(包括县级市市委书记)们。

　　在“压力锅”中

　　甘肃省通渭县县委书记郑红伟，在这个生态条件恶劣，十年九旱，经济水平落后的地方从县长起一干就是9年，他深刻感受到，在贫困县当家，最大的压力一是吃饭，二是建设。全县吃财政饭人口1.1万人，其中一半是教师。要做到应收尽收，税费全部收清，然后还要到省地两级财政要钱。

　　2000年12月28日，通渭县还缺三个月工资，但是一点来源都没有。当晚郑红伟和县财政局长赶到兰州，一天没有吃饭，一夜没有合眼，眼巴巴地等着第二天一上班就到财政厅要钱。一个处长说，你们怎么不早一点来，已经把剩下的钱给基层分完了。郑红伟对《瞭望新闻周刊》说，听了这话他当时脸都黄了，一下子瘫在沙发上。处长看他脸色太难看，就问他钱差多少，他说差600万。处长在各地市还没有拨下去的钱里给他们凑了600万，他心头这才轻松下来。

　　这几年，中央和甘肃省对贫困县的财政扶持力度不断加大，郑红伟已经可以不再为吃饭的钱发愁。但是，在贫困县如何发展的这口“压力锅”中，资金的压力从来没有让他有喘息之机。

　　在沿海发达地区的温州，乐清市委书记黄正强面对的则是另外一口“压力锅”。“我们面临的是在新形势下如何发展的问题，发展是最大的政治，经济上不去，发展搞不好，一切新问题都会浮出水面。”他说，我们整天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像惊弓之鸟，生怕安全生产、突发事件、群体上访等重大事件事故发生，被追究责任。

　　“累、穷、软、险”四个字，是山东曲阜市委书记张术平对处在“压力锅”中的县委书记群体目前的感受。累，表面看我们这些人满面红光，其实许多人都是高血压，仔细看眼圈是黑的，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睡眠不足；穷，县财政普遍困难，县级财政是失血财政，去年曲阜总收入6亿多元，地方财政只收入4亿多元，今年可新增税收1亿多元，但地方只能得3000万元，7000万元被省和中央收走了。与此同时，县里的增支却在不断加大；软，管理手段软，许多部门都实行“条条”管理，县里没多少实权；险，各种“一票否决”责任制让我们一天从早到晚睡觉都恨不得睁着一只眼，整天提心吊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追究责任。

　　我们在“走钢丝”

　　浙江省苍南县委书记余梅生总有一种“走钢丝”的感觉。去年，这个县矾山镇受周边县地下金融风波的影响，出现大规模的“标会(通过投标付息方式非法聚集民间资金)”，涉及民间地下融资资金2亿多元，4000多人。由于大多数人收不回资金，全镇一度出现绑票等混乱现象，险些引发大规模群体性流血事件。

　　在各种矛盾一触即发之际，苍南县委、县政府立即介入处理。余梅生对《瞭望新闻周刊》说，这种地下融资行为，目前法律上尚难界定其性质是金融犯罪或扰乱金融秩序。由于使用法律不清，不好简单处理。而且涉及面广，资金额度大，清会(清退资金)的难度也很大。常规手段是扣人、抓人，一判了之。但是，简单扣、抓、判都不利于问题的有效解决，政府处于抓与不抓的两难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苍南县委决定实施“软抓人”，即把会主“请”到宾馆里，好吃好住，实行“软清会”(钱不退清不放人)。余梅生说，这相当于纪委的“双规”。他称，采取这一特别措施，还不能请示上级。请示了非但不会获准，反而有推卸责任之嫌。他称此举是“走钢丝”，搞砸了谁也不会为你担责任，搞好了也是应该的，是你县里的事情嘛。

　　山东齐河县委书记李风臣在县这个层次上工作了13年，从副县长、县委副书记、县长，一直干到县委书记。他说，国家不同部门的政策有时互相矛盾，而且都持有尚方宝剑，令县委书记们无所适从。

　　齐河地处黄河北岸，是典型的黄泛区，土地沙化严重，植树可以涵养水源、保护环境，而当地农民又有植树的传统。根据这一实际，2003年齐河县决定大搞植树造林，春天植树26万亩，到了秋天又植树40万亩。当时，这非常符合中央文件号召大力植树造林的要求。省里有关部门看后也很高兴，决定第二年的全省现场会在齐河开。可是，到了冬天“气候”变了，上级有关部门从保护耕地的角度提出植树造林“五不准”。县里不断有人上访、写信，引来了一些新闻记者前来“曝光”。省里相关部门无可奈何地说，齐河植树造林确实好，但造得太多，现场会就不好在这里开了。到2004年下半年，中央又下文件号召植树造林，省里也大力建设生态省，齐河的路子又被视为经验。在政策翻来覆去不断撞车的过程中，李风臣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不少县委书记反映，目前“条条”的权利在加大，“块块”的权力在流失的同时，责任却越来越大。现实情况是，无论是维护社会稳定，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还是化解一些社会矛盾，县级政府可动用的手段越来越少。而一些从未遇到过的新情况、新难题、新矛盾不断冒了出来，并且大都没有现成的政策法规可资援用。在这种情况下，县级领导履行职责，就只好“走钢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