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任高位后，他开始飘飘然

　　李友灿当了机电办的一把手后，人们慢慢发现，过去那个为人憨厚、不善言辞的李友灿渐渐变了，说话多了，接触人也多了。

　　一个同事说，可能是贫穷出身的阴影，李友灿非常爱表现自己，最初还很策略，后来就比较放肆了。比如开会太晚大家聚餐，有同事给家里打电话说不回家吃饭了，他就说，我是回家吃饭才给家打电话，这样就显得他应酬多。李友灿常常在副职面前表现出优越感，譬如“我的工作能力比你强，我提升得比你快，我比你们见世面多，朋友比你们多”等等。他特别喜欢表现自己，一个跟他接触比较多的同事说，他说话的内容总是表现他如何能干。

　　副厅长迷上了“高尔夫”

　　手中不断增大的权力，开始消解李友灿的自律和谨慎，这个苦孩子出身的高官似乎觉得终于可以享受生活了。原本低调的他开始周旋于汽贸界的大老板之间，而且对高尔夫球这些时髦前卫的高消费活动越来越有兴趣。一位原机电办的工作人员回忆说，李友灿后来打高尔夫球都“打疯了”，基本上每星期都去玩，单位里有时两三天看不见他。他的车后备箱随时放着球鞋、球帽、球杆,还时不时拿出来向别人炫耀。

　　李友灿整天出入于石家庄、涿州、北京的高尔夫球场，而为这些高额消费买单的则是那些汽车贸易行业的老板们，这时的李友灿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清廉”了，对老板们的“供奉”他理所当然地笑纳了。

　　灯红酒绿的生活越发刺激了李友灿对财富的渴望，后来他自己供称“就是想有一笔钱，一大笔钱。”

　　李友灿这样剖析自己腐败的原因：一是认为政治仕途基本走到尽头，不会再晋升。二是当时中国正申请加入世贸组织，一旦加入，汽车配额制将很快取消，他就不能再利用这份权力来为自己捞取好处了。

　　20个月获“酬金”4700余万

　　和很多贪官们一样，在刚走上腐败之路时，李友灿也是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受贿数额也是由小到大，由少到多一开始的。

　　当时，社会上有很多倒卖汽车配额的掮客，他们利用各种关系和手段拿到配额，再转手倒卖给有关公司。正是从这些配额贩子手上，李友灿收受了第一笔贿赂：一个大信封里的4万元钱。

　　在一次次“安全”受贿后，李友灿从最初的紧张惶恐慢慢转变得心安理得，他渐渐不满足于这种小打小闹了，他开始寻觅“大鱼”。

　　贪欲的闸门一旦打开，就再也关不上，但像李友灿后来那样无限放纵自己，疯狂敛财的案例，确实十分罕见。从2001年8月到2003年4月期间，李友灿大发买卖配额财，非法收入总数达4723万元，日均进赃7万元人民币。

　　从此，钓上大鱼的他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惊弓之鸟落魄逃亡

　　有了钱的李友灿并没有感到多少金钱带来的“幸福”。相反，他收的钱越多，就越感到惶恐不安，就越担心自己有朝一日被发现。

　　李友灿自己供述说：“我觉得穷的时候根本不害怕，没负担，后来钱多了，特别害怕，我也不敢见人，不敢吃，不敢玩，真不知道自己是图什么。”

　　2003年4月，机电办一名工作人员自杀，有关部门进驻机电办调查。此时的李友灿已如惊弓之鸟，他匆忙销毁了自己所审批的有关进口汽车配额资料，然后化名“张建国”，通过一家旅行社，仓惶逃往俄罗斯。

　　惶惶不可终日时三次自杀

　　逃到俄罗斯后，李友灿藏匿在一个小城里。由于没有合法的居住身份，担心被俄罗斯警方发现，他租了一套房子闭门不出，甚至连日常用品都是叫人送货上门。与世隔绝的生活，从一个高官到逃亡者的落差，都使李友灿感到绝望，他迅速崩溃了。

　　在俄罗斯的8个月里，李友灿三次试图自杀。第一次他将皮包的背带绑在暖气管子上，想上吊自杀，可背带断了；第二次他换用自己的腰带，而且特意找了一个宽腰带，但命运似乎和他开玩笑，腰带居然又断掉了；第三次，他想用随身携带的药物自杀。他有心脏病，身上带有速效救心丸。李友灿一次吞下了一瓶速效救心丸，结果没有任何反应。三次自杀未遂，李友灿只好继续在这种生不如死的状态下煎熬。

　　2004年4月9日，当已逃亡8个月的李友灿准备逃往另一个城市时，我公安人员在俄罗斯警方的协助下，终于在俄罗斯的哈巴罗夫斯克市将李友灿抓获。此时的李友灿再次选择了自杀。

　　他利用上厕所的机会，把几十粒硝酸甘油全部吞进去，然后撞向厕所里的陶瓷便器尖锐的侧楞，连撞了两次，撞得头破血流，血肉模糊的他欲第三次撞击时，俄方警察冲了进来。

　　多次自杀未果的李友灿知道自己无法逃脱中国法律的审判，他曾仰天长叹，“这是老天爷不让我便宜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