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该思索的，并不是我们在最低工资问题上一时无法与国际接轨，而是当强调目前只能接受“低标准工资”时，却存在越来越扭曲的标准多重、标准混乱现象

    　假如按照国际上通用的方法——社会平均工资法，即月最低工资一般是月平均工资的４０％—６０％来计算，目前我国没有一个省市达到要求。近日，这个经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证实的情况被媒体报道后，引起了很大反响。

   　 其后，有地方政府解释说，“社会平均工资法”并未作为我国的法定核算方法，各地方执行的具体标准，系按中央政府赋予的权力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比重法和恩格尔系数法自行确定，故而差距悬殊。尽管如此，仍难挡另一质疑：就算从法理上没有违反“国家要求”，为何各地标准要取低舍高？

    　其实，国家标准低于国际标准的现象，并非少见，而是寻常。这由国情与发展初级阶段决定，实属正常。最低工资标准采用偏低方法，也无可厚非。

    　有两种代表性观点，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标准的取向。一经济学家早在２００４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调整《最低工资规定》时，就力排众议提醒：“不要忘记，１９７０年香港的成衣、玩具、手表等制造业冠于全球，而香港是没有最低工资的。也不要忘记，廉价劳力在今天的世界还多得很。中国的经济增长了不起，是劳动人口的竞争力促成的”，并建议政策不应“削弱这竞争力”。另一位专家则直言不讳：中国目前的农民工数量超过１亿，且农村还有约２亿剩余劳动力，庞大的劳动力军团世界罕见，是严重的供大于求，因此，寄希望大幅度提高农民工薪酬，既不现实，也违背市场供需法则。

   　 我国充裕得甚至剩余的劳动力资源，决定了在相当长时期内，最低工资标准可能依然会距国际标准偏低——就算今后取值计算更加科学、工资标准还会提高、劳动者权益得到切实保障。对此，我们也应有理性认识。

   　 其实，真正该思索的，并不是我们在最低工资问题上一时难与国际接轨，而是当我们在强调国情特殊、国力较弱、只能接受与之匹配的“低标准工资”时，面临的却是越来越扭曲的标准多重、标准混乱现象。

    　国家公共教育经费占ＧＤＰ的比重多年未达到４％目标，处于世界最低之列，听到的解释是“基础太差”，但高校收费攀升得让一些发达国家“汗颜”时，怎就不担心老百姓的承受力？房产商和一些地方斗志昂扬地要让房价“欲与纽约、东京试比高”，难道忘记了还有不少群众买不起房子，或者买了房也沦为“房奴”的实情？不少产品的环保质量总是自觉用低于国际标准的国家标准来检测，但大建高尔夫球场时，占用大宗土地、损害土壤质量，哪个不说争创“国际一流”？乡镇的广场偏要“天安门标准”，动辄几亿元的政府办公大楼，早把美国的行政大楼“标准”抛之脑后……标准真是好比遥控器，谁来揿，谁想揿，都可以立即转换频道。

    　单是工资低也就罢了，它同时面临的还有那些垄断行业的超标收入，有高昂的房价、药价、学费，有不同利益人各取所需标准同时计算出的从１％到２６％的住房空置率……这种有意无意的错乱，直摧的是社会的大脑与机理。

    　如果连“标准”都会成为一种谋利工具，我们拿什么来衡量标准的科学与正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