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会诊———锁定“亮菌甲素”

　　5月1日早上5时，中山三院感染科主任高志良刚刚出席欧洲肝病年会，从维也纳飞到上海。刚下飞机，高志良的手机接到同事感染科副主任赵志新的一条信息：“病区有几例病人同时发生急性肾衰，情况很不寻常……”

　　高志良马上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中山三院感染科治疗肝病全国闻名，广东2/3的重症肝病送到这里抢救，每年收治重症肝病病人250-300例，大约有10-12例会发展到肝肾综合征，出现急性肾功能衰竭，死亡率相当高。但是现在短时间内突然出现多例急性肾衰，绝对有其他问题。

　　高志良原定中午12时飞广州，他马上改变主意，紧急从浦东机场赶到虹桥机场，改签成上午9时的飞机，两个小时后回到了广州。

　　下午3时，感染科、肾内科、呼吸科、影像科、药剂科的专家全部到了，副院长蔡道章和医务科长余倩平也在现场。专家对所有病例进行了集体讨论。

　　这是一起感染科建科51年来从未发生过的集体性急性肾功能衰竭事件，所有8例病例都是病毒性肝炎的患者，临床类型包括重度、重症型及肝炎肝硬化，个别病人入院前肾功能有损害。

　　专家认为，导致病人集体出现急性肾功能衰竭可能有3大原因———

　　一是肾前性，由于低血压、低血容量导致肾血流量的锐减造成。但是所有病人不具备这些条件；

　　二是肾后性，由于输尿管结石等导致肾以下的排泄管道堵塞，尿液形成了无法排出。但是病人中除了一名有输尿管结石外，其余也不具备条件；

　　三是肾性，由于肾小管损害引起。病人都有尿素氮、肌酐突然升高、无尿等急性肾小管坏死的特征。

　　专家认定，第三条原因最有可能。

　　专家对《个案调查表》中病人的药物使用情况进行排查，一致锁定“亮菌甲素”为头号嫌疑对象。调查显示，所有病人在急性肾功能衰竭前3-11天使用过最近更换了药厂和批号的这种静脉用药，而此前5年，感染科使用同一药名、同一型号、同一规格的云南大理产的“亮菌甲素”，从未出现过此类毒性作用。

　　在感染科大会诊的记录本上，清楚记录了会诊专家的推测：“‘亮菌甲素’使用多年，本身不会引起急性肾功能衰竭，这批注射液里可能含有某种杂质，该杂质有严重的肾毒性……”医院并不具备药物的检验功能，“杂质”到底是什么？必须依赖专业的药物检验机构。

　　会诊结束后，蔡道章副院长马上决定在全院范围内停用“亮菌甲素”，封存齐齐哈尔第二制药厂的该可疑药物，同时上报广州市药监局药物不良反应中心、中山大学医院管理处和广东省卫生厅。

　　抢救病人———不惜一切代价

　　“五一”黄金周是中山三院多年来最忙碌的一个假期。5月2日、3日、4日，广州市、广东省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来了3批专家调查取样。

　　院长陈规划指示：调动全院一切人力、物力，紧急协调并购买抢救设备，不惜一切成本抢救病人！

　　医院成立了“专项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领导小组”和治疗抢救组，所有相关专科主任24小时待命。医院先后5次组织省内、校内、院内、感染科、肾内科、呼吸科、药剂科、影像学、药理、毒理等部门的专家进行大会诊，积极研究抢救方案。

　　5月18日，广东省政府成立亮菌甲素事件工作进驻小组，由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担任组长，到中山三院指导和协助抢救病人，并做好受害患者及家属的安抚工作，维持医院的稳定和正常的医疗工作的开展。

　　来自海南的重病人任贞朝出现谵妄、狂躁等肝昏迷、肝性脑病的症状，同时合并严重的肝肾功能衰竭，专家预计病人将很快步入死亡。中山三院从5月15日下午开始，向全国20家大型器官移植中心求助，48小时内居然找到了一副配型与他吻合的肝和肾，在辗转飞行了2000公里后，运载着救命器官的飞机5月17日晚上8时到达广州，肝移植科、肾移植科30多名医护人员经过8小时的通宵手术，成功为他实施了肝肾联合移植。手术后，病人尿量逐渐恢复。

　　今天上午，任贞朝在肝移植监护室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精神状态恢复很好。他清楚记得，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都来采访过他，他请记者向医院表示感谢：“谢谢他们替我换了肝和肾。我从海南来广州之前，肝就很不好，现在肝和肾都换了，感觉像换了一个人……”

　　66岁的任父接受采访时几次落泪：“可恨的药厂假药害人！我们全家非常感激中山三院，非常感激医生救了我儿子的命。我是农民不懂说话，我给医生跪下来了……” (记者廖怀凌通讯员徐平鸽)

　　最新消息——仍有两人危殆

　　截至今天上午10时，确定2006年4月19日-4月30日间，中山三院使用过齐齐哈尔第二制药有限公司亮菌甲素注射液假药共有64名患者，其中已公布的11例在发现时已经及时上报，其中1人病情较轻已经出院，5人死亡，1人接受肝肾联合移植正在康复中，2人仍然接受呼吸机抢救，2人病情平稳。

　　另外53例患者有13例在院内外死亡，经过专家会诊初步认定其中4人具有典型的“二甘醇”中毒表现，包括胃肠道不良反应、病人自述肾区疼痛、临床检测有肾功能损害的证据(少尿、无尿、血肌酐升高等)、有神经系统损害表现(包括呼吸中枢衰竭等)，以及其他不明原因的器官损害，另外9例无确切证据表明死亡原因与使用假药有关。对余下生存的40例患者追踪随访，至今没有发现中毒表现。

　　由于中山三院的及时发现，及时排查，果断停药，医院此后没有再出现同类病人，有效地控制了事态的蔓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省委副书记蔡东士，副省长雷于蓝均对该院在此次事件中的快速反应和果断处理能力，给予高度评价。

　　5月17日，卫生部医政司调研组作出总结认为：“医院发现及时，反应迅速，措施得当，处理得非常好。医院领导的应急处理能力是十分有效的。如果没有三院的及时上报，在全国范围内将产生更坏的影响。三院为整个事态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相关链接——四起重大“二甘醇”中毒事件

　　●1937年，美国一家公司的主任药师瓦特金斯(HaroldWotkins)为使小儿服用方便，用二甘醇代替酒精做溶媒，配制色、香、味俱全的口服液体制剂，称为磺胺酏剂，未做动物实验，全部投入市场，用于治疗感染性疾病。当时的美国法律是完全许可的。到这一年的9～10月间，美国南方一些地方开始发现患肾功能衰竭的病人大量增加，共发现358名病人，死亡107人，成为上世纪影响最大的药害事件之一。

　　●1990年1月到1992年12月，孟加拉国达卡地区的一家医院一下子收治了339名不明原因的儿童肾衰竭病人，其中236名死亡。经过调查，这些孩子大多数都服用了一种退热净酏剂。这种退热净酏剂在生产过程中，厂家使用了比较便宜的二甘醇代替丙二醇。

　　●1995～1997年，海地一家医药公司使用被二甘醇污染的原料制成退烧药，导致80多名孩子因肾衰竭死亡。

　　●1998年春，印度德里附近的某村镇发现有36名6岁以下的儿童肾功能严重衰竭，最后有33名儿童死亡。他们中大多数不足2岁，最小的才两个月。调查发现，这些孩子都服用了一种止咳糖浆，而这种止咳糖浆中被检测出含有17.5%的二甘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