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中国中部地区的江西省南昌市做建材生意的谢强心里美滋滋——已是一个8岁男孩的父亲的他，膝下又新添了一个女婴。

　　谢强说：“我现在终于儿女双全了。”——在中国数千年的传统观念中，“儿女双全”被视为多福的资本和象征。

　　因为多生了这个女儿，谢强需要缴纳数万元社会抚养费。然而，这笔钱对于他来说只是九牛一毛。

　　谢强开办公司已有10年，积累了不菲的财富——4层小楼和奥迪轿车是鲜明的象征之一。

　　在中国，像谢强这样的富人超生行为日渐增多。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日前透露将采取行动严惩富人和名人超生。

　　这条消息3月以来在国内各大网站的新闻排行中名列前茅。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也于3月2日在重要版面刊登了“国家将治理名人富人超生”的报道。

　　据悉，在国家人口计生委日前透露的行动计划中，超生的富人和名人不仅将受到经济重罚，还将被禁止参加各类奖项和荣誉的评选。

　　富人和名人超生的问题在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中也引发激烈议论。

　　全国政协委员崔琳指出，只要有钱就可以超生是对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挑战，这说明控制人口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安排还不够完善，还有调整和修改的空间。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起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被视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是政策的一个核心要点。

　　出于“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和“重男轻女”的落后思想，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之初，许多农村曾出现“超生游击队”。然而，近年来，一些富人和名人利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优势，掀起一股“超生波”。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陈开枝说，富人和名人超生在广东省比较普遍，一些人为超生，甚至办理移民，借用“境外指标”。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奉新县二中教师周丽珍所在的学校目前有约3000名学生，来自超生家庭的孩子约占四分之一。她说，在当地，富人们只需花几千元“社会抚养费”就可以超生。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唐钧说，由于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约束手段主要以收取“社会抚养费”和给予“行政处罚”为主，因此对商人、明星和自由职业者“无可奈何”。

　　“富人名人超生将会引发民众对富裕群体的不满，影响社会和谐。”他说。

　　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钟逢干指出，富人名人超生还能拿到准生证，无非是钻了法律的空子，在经济手段对这些人失效的情况下，应有针对性地改革相关法规，增加相应的限制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