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道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20余年专攻反腐败研究。本报记者 张斌 摄

　　昨天，最高人民检察院通报，2006年有202名厅局级干部“落马”，全年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33668件，贪污受贿百万以上的案件623件。从数据可以看出，一年的反腐败硕果累累。

　　这些数字台前幕后究竟预示着什么？中央出台了哪些政策使反腐败深入人心？记者采访了中国著名的反腐败研究专家邵道生。他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纪委特约研究员。

　　权力资本腐败成主要形式

　　记者：去年一年，中国的反腐败力度非常大，查处了一批大案要案，您认为2006年的反腐败有哪些特点呢？

　　邵道生：去年一年，“权力资本腐败”成为各地的主要形式，比如“国企改制中的腐败”、“城市拆迁运动中的腐败”、“大型建筑工程中的腐败”和“金融领域中的腐败”、“股市中黑金操作的腐败”等成为各省市共同的腐败形式。

　　这些“特殊利益集团”一下子使我国的腐败进入了高发期、频发期，动辄百万、几百万的，千万、几千万的案件屡见不鲜，“窝案、串案(腐败团伙)”也表现得比较显著；就以这次上海发生的社保资金的腐败案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腐败案。

　　去年不仅有一批“地方性的高级干部”陷入了腐败案中去，更为令人震惊的是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和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落了马。上海社保基金腐败案也把用“国家资本”制造“亿万超级富翁”暴富的秘密彻底地暴露了出来，活龙活现地表现出“权力资本腐败”的特点来。

　　反地产腐败风暴效果明显

　　记者：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高级政府官员的突然落马也非常让人震惊。

　　邵道生：对，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特点。去年以“反地产腐败风暴”为龙头的反腐败也非常精彩。

　　俗话说“擒贼先擒王，打蛇打七寸”，反腐败若是找到了这个“王”，那就事半功倍了。2006年以“反地产腐败风暴”为龙头的反腐败就具有这一特点，一批以“土地腐败”为主要犯罪形式的贪官和不法奸商被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其中就有天津市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安徽省副省长何闽旭、福建省工商局局长周金伙(已逃往美国)、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而在湖南，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因涉及在房地产方面的腐败行为也被“双规”，等等。

　　这些案件的查处有效地防止了土地的大量流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近日指出，2003年，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为1.43亩，2005年下降到1.4亩，2006年1.4亩的人均量失守。1996年中国耕地面积为19.51亿亩，而到2005年仅拥有18.3亿亩,不到10年就减少了1.21亿亩。如果不严厉打击地产腐败，中国的耕地流失现象会更加严重。

　　去年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既抓“大腐败”又抓“小腐败”，老虎苍蝇一起打，加强了执政党“亲民”的力度。商业贿赂系列案件的查处也将社会的注意力“扭向”与广大百姓更加关系密切的“民生”问题，“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

　　近几年，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数据，每年都有三四万件腐败案受审，就以2005年来说，共有47306人被监察部门处以政纪处分，中高层腐败官员落网的越来越多。十六大以后受审的省部级高官达百余人之多，这是过去所未有的。

　　“擒贼擒王”快刀斩乱麻

　　记者：从去年的反腐领域也能看出政府的决心，这其中有哪些好的手段？

　　邵道生：没错，2006年的反腐败就是根据这几年来反对“腐败利益集团”的经验，发现一个、查处一个、绝不手软。

　　“擒贼先擒王”，在腐败证据确凿的前提下，政府以快刀斩乱麻的形式实施“双管齐下”；在当今地方纪委受本单位“牵制”的情况下，上一级或更高一级权力部门进行强势介入；摆脱了地方腐败势力的干扰，同时采取专案组异地办案的方式，扩大了战果。

　　十六大以来之所以能将腐败的势头压下去，我想，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在清查腐败分子的同时，还注意到了这个“腐败利益集团”的问题。

　　“空降”纪委书记彰显反腐决心

　　记者：百姓看到的是丰硕的反腐败成果，其实中央的一些举措保证了这些战果的取得。您怎么总结去年中央的一系列举措？

　　邵道生：比如“空降”纪委书记到省一级；在一些地方、部门、领域进行“垂直领导”；地方纪委书记的异地调动；以及将不称职的纪委书记“拿下”。

　　迄今为止，2006年已有15个省(市)纪委书记职位被调整，其中10省(市)纪委书记属异地调职，尤其是中国四大直辖市的纪委书记，完全由中央“空降”。应该说，中央对纪委领导体制所做的这个动作是很大的，老百姓的第一个感觉是：好，中国的反腐败斗争更有希望了。

　　记者：老百姓为何会如此欢迎“空降”纪委书记？

　　邵道生：此前，地方纪委的人事权、发展权、财权都直接掌握在同级党委主要领导的手中时，这就是一些地方纪委不敢真正监督同级党委的一个体制原因。中纪委宣布改变对派驻机构的管理方法，将双重领导改为“统一管理，直接领导”，将派驻在中央各部委的纪检监察人员的编制收归中纪委和监察部，派出纪检人员的提拔、升迁、任免和工作考评，由中纪委负责，省部委纪委书记的“提名权”由中央掌控，这无疑解除了省部委纪委书记的“后顾之忧”。

　　实践告诉我们，只有从体制上进一步强化中央的权威，才能使反腐败搞深、搞透、搞彻底。这充分展示了中央反腐的决心，老百姓也因此更有信心。

　　个人信仰丢失导致腐败

　　记者：出现腐败问题的根源在哪儿？

　　邵道生：“升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当官不收钱，退了没本钱”，这曾经是福建政和县原县委书记，被称为“红包书记”丁仰宁的一句“名言”。号称“河北第一秘”的李真则想得更远：“与其一旦江山易手，自己万事皆空，不如权力在握之时及早做经济准备。”已被枪决的北京电子动力公司经理兼党委书记陈铭曾说了这样一句“肺腑之言”：“在地球爆炸之前，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可以看出，信仰丢失是出现腐败的个人根源。

　　从客观条件来看，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对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数据所做的统计分析，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处于265美元至1075美元的阶段，是社会变革最激烈的阶段，也是容易滋生腐败的阶段。

　　腐败分子受审高峰期到来

　　记者：中国的反腐败历经了几个阶段，目前又处于什么阶段？

　　邵道生：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反腐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腐败萌生、发展期，大致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中后期；第二阶段是腐败发展、泛滥的高峰期，大致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第三阶段是进入21世纪后的腐败与反腐败之间的相持、控制、治理阶段，这一阶段估计大致需要20-30年；第四阶段：本世纪中期后进入腐败得到根本遏制阶段，到了这一阶段，反腐败斗争才可以说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现在社会的反腐败斗争处于第三阶段的早期，反腐败斗争已经开始有一套比较成熟的理论来指导斗争实践，因而腐败泛滥的势头得到了遏制。

　　从十六大以后中国高层采取的反腐败力度和治理措施来看，可以说使相当一批腐败分子进入“开始受审的高峰期”。

　　杜绝“家长制”根治腐败

　　记者：对于目前出现的腐败问题，有什么办法或手段进行根治？

　　邵道生：首先要杜绝“家长制”，避免权力的绝对化。相当一部分的“第一把手”将“党的一元化领导”变成了个人领导。原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说得很坦白：“到我们这一级别的干部就没人管了。”广西大贪官玉林市原市委书记李乘龙说得很露骨：“我的权力太大，稍不注意，权力就会转化成金钱，监督机构对于我形同虚设。”当前，反对使权力绝对化的“家长制”被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同时，预防腐败与惩处腐败应该放到一块，一步到位，成立国家反腐败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