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节能不是压二提三

　　目前，不少学者认为，降低能耗和污染减排困难的原因在于工业发展过快，他们主张把工业发展速度压下去，把单位附加值能耗低的服务业增长速度提起来，实现“结构节能”。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齐建国研究员不赞同上述观点。他认为这种“结构节能论”始终在三次产业层次和部门层次做文章，并没有深人到产业组织结构和产业技术结构层次进行分析，这实际上是对国家节能和环保政策的误导。要降低国民经济综合能耗和污染排放强度，必须找到造成高能耗和高污染的真正原因，才能够采取切实可行的对策；否则，即使政府的决心再大，也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

　　首先，产业结构不仅仅指三次产业结构。一个国家在一定阶段的三次产业结构是市场决定的，不是政府调控出来的。如果政府没有采取压制第三产业发展的政策，则第二产业和第三产发展的比例是有客观规律的。在目前情况下，如果把第二产业压下去，第三产业不仅不能加速发展，反而会随第二产业减速而放慢增长速度。因为第三产业除了为生活服务的服务业外，主要是为生产服务的服务业。其次，部门结构是由中国的资源禀赋、市场需求、比较成本和国际贸易等综合条件决定的。政府能够干预的程度也是不大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部部长冯飞认为，结构性问题表现在多个方面，三次产业结构、工业内部结构、国际产业分工结构、城市形态结构、交通模式结构、消费结构等结构性问题将对资源利用总量和利用效率产生显著影响。目前，诸多结构性出现了逆目标发展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产业结构趋重、城市结构趋大、消费结构趋奢”等。在管理手段方面，只重视产业结构的问题，而对城市形态结构(大中小城市以及城市的内部结构)、交通模式结构、消费结构升级所带来的能效提高等问题研究不够。事实上，这些结构性问题所蕴藏的节能潜力是巨大的，而且城市、交通等结构性问题政府的干预手段是直接的，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特别是城市、交通等)所获得的节约效果要比解决某些环节问题明显。

　　调整产业结构的核心应是调整产业组织结构和技术结构。齐建国认为，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能耗高和污染排放强度大的根本原因在于，由于制度的不完善、资本市场发展的滞后、资源分布在地理条件上的不均衡。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我国高速增长的重化工产业组织结构以中小型企业为主体，集中度不高，缺乏规模效益，技术结构落后，管理水平低下，资源和能源消耗高，污染排放强度大。以钢铁为例，中国的中小型钢铁企业遍地开花。其他行业也大抵如此。

　　“很多在产量上达到500万吨甚至上千万吨的大型钢铁企业，只不过是利用小高炉群组成的所谓大型企业。其产品的附加值低，能耗高，污染严重。”齐建国认为，中小企业为主导的重化工产业组织结构和落后的技术结构，使得中央政府的节能和降低污染排放的努力收效甚微。其基本原因是，在重化工产业领域，如果企业单套装置和设备达不到规模经济水平，就不可能应用先进的技术体系，其产品质量、品种就达不到相应的高水平，产品附加值就较低；单位产出的资源和能源消耗必然较高，排放的污染物必然较多。这是由技术体系的硬件所决定的。

　　能源技术标准和污染减排制度不健全，缺乏强制性，变相激励了能源浪费和污染。在生产领域，我们的大量产品和技术装备没有生态设计标准，造成企业在节能与污染减排方面“先天不足”。关停并转大量的技术落后企业是不可避免的，但涉及利益关系的调整。

　　实现节能的基本途径

　　违背经济规律，过分强调行政的力量，不是节能降耗和保护环境的长效机制。因此，实现“十一五”节能环保约束性目标，不应仅仅以短期效果为标准，更应考虑从根本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建立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政策体系。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欧阳日辉博士认为，在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成为市场经济主体的情况下，高污染、高能耗的生产过程，虽然主要依靠市场机制，通过技术进步降低能耗和污染排放，政府没有必要通过分配指标的办法控制能源消耗，但是应该通过严格的技术标准和监督，运用经济手段进行管理。

　　重新构建国民经济的成本价格体系。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的“促进中国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研究”结果表明，资源税通过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可较大幅度降低资源消费和国内资源消耗，对GDP只有很小的负影响。征收税额为煤炭石油不变价产值20%的煤炭石油综合资源税，可降低6.4%的煤炭消费；降低8.9%的国内煤炭资源消耗；降低10.2%的国内石油资源消耗，而GDP降低不到0.1%。所以，资源税是达到节约资源目的的良好政策工具。

　　研究表明，如果适度提高资源税、能源税和环境税，就能收到比较好的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的效果。因此，专家建议在经过科学的定量测算基础上，应加快我国资源和能源价格体系的改革，加速环境有偿使用制度的建立。从2006年起，中国能源市场化改革逐步加快，成品油定价机制开始与国际市场接轨，随国际市场价格而动。另外，天然气和电的价格，也在逐步由政府定价向市场化定价转变。中国也相继出台了节约、节能、环保等相应政策，有力地遏制了企业、个人对能源的滥用和浪费，并使其有动力去采用节能技术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加大推进产业组织结构和技术结构调整的力度。如前所述，我国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重点领域重化工产业的产业组织结构还很分散，大量技术落后的小企业充当着行业的主体。不改变这种现状，节能环保任务难以完成。由于淘汰落后产能涉及复杂的利益关系和就业问题，齐建国建议，中央政府调整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重点，应把限制所谓“过剩产能”为主导的政策，转向产业组织结构调整为主导的结构调整上来。国家可以通过完善社会保障的办法，解决因产业组织结构调整带来的失业压力。

　　齐建国指出，事实上，近几年重化工产业新上马的大量小规模的落后企业，多数是为躲避限制产能过剩行业的国家审批而形成的。因为新建大型规模经济企业需国家审批，而投资规模小的企业仅由地方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政策实施的实际效果是“控大放小”，激励各地上马了大量技术水平较低的小项目，导致先进产能无法建立，保护了落后产能。

　　冯飞认为，实现节能与环保目标的关键是，首先要有法可依，其次是是有必要的执行机制。制度性建设的基本原则是建立一个有利于节能的、好的市场机制。目前，我国尚存在着较大的制度性缺陷，市场化改革的认识有待统一。

　　“从2001年到2020年我过能源规划中，有一半的能源需求将依靠节能实现。”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徐锭明表示，节约能源是一场改革，是一次技术革命，节约能源需要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制定详尽的环保技术标准，强化环境执法，以环境准入制代替审批制，通过提高能耗和排污技术标准确保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原正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