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参与者之间的争议

　　《实》文已是一篇历史文献，在中共党史上享有重要地位。由于该文参与者较多，酝酿时间亦长，所以后来围绕该文的相关问题，当事者或参与者之间出现了几种不同的说法，主要是：

　　第一，题目中“唯一”两字为谁所加问题。

　　王强华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所以产生很大的历史作用，因为它凝聚了很多人的智慧，光标题就修改过2次，文章前后修改更达10次之多……(1978)4月23日，杨西光、王强华和马沛文三人经过反复讨论，在该文标题中加入‘唯一’两字，变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升了主题。”(《王强华回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编辑经过》，见《钱江晚报》2008年1月30日)

　　孙长江说：“1978年3月间，吴江同志根据耀邦同志意见，并向马文瑞同志(当时中央党校副校长)汇报后，指定我为《理论动态》写一篇文章，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孙长江1984年10月《给光明日报社、杜导正同志的信》，作者手头有此信的完整原始稿)

　　吴江说：“我与孙长江同志谈起实践标准问题，让他写篇文章，题目就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将《光明日报》所送胡文交给孙长江一并处理，请他与他正在起草的文章捏在一起，题目还是用我们原定的。”(吴江：《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见《炎黄春秋》2001年第9期)

　　胡福明说：“我回南京后，中央党校的同志又对文章作了修改，增加了联系实际的内容，并在标题里面加上了‘唯一’两个字，画龙点睛，加得很好。”(胡福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现实意义》，见《钱江晚报》2008年4月15日)但胡福明在另外文章中又有不同说法，胡说：“(一)‘唯一’二字，据我所知，是杨西光加的。文章题目，经过几次变动。我最初定的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后来，我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以后我又把‘一切’二字去掉。最后，杨西光加上‘唯一’二字，成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童青林：《回首1978———历史在这里转折》，第250页，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转引自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从孙、吴、胡三位当事人的回忆文章及《实》文的手迹付印稿看，题目系吴江确定。王说题目中“唯一”二字为杨西光、王强华、马沛文反复讨论后加入，当不是事实。此种说法，如果不是王的记忆有误，有可能是该报记者或编辑的嫁接之笔。

　　《实》文的精髓和针对性，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唯一标准”四个字上；特别是考虑到当时的政治气候和主流宣传口径，说“唯一”需要有极大的勇气。因而搞清“唯一”二字的“发端者”，对理解此文的意义也有裨益。第二，拒收奖金和信函的歧见。

　　1984年10月12日，光明日报社给吴江和孙长江写了一封信，同时寄给吴江和孙长江300元奖金。光明日报社信的全文如下：“吴江、孙长江同志：本报最近举行了优秀理论文章评奖活动，并于本月十日举行了授奖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荣获特别奖，奖金一千元，其中七百元奖给作者胡福明，三百元奖给参加文章修改的你们二位。现送上奖金，请查收，希今后继续给我们工作以支持。”署名为光明日报社，时为1984年10月12日。显然，光明日报社将《实》文“作者”定为胡福明，而吴江与孙长江是“修改者”。

　　吴、孙接此信后极度不快，认为光明日报社这种做法是严重歪曲历史事实。于是由孙长江出面，并由吴江阅定，在1984年10月23日，给光明日报社写了一封信，信的开头部分如下：“光明日报社、杜导正同志：蒙赐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部分奖金三百元。我和吴江同志说了，我们两人都认为这份奖金我们不能收。今寄还，希鉴谅。看来你们还不大清楚这篇文章的处理经过和它的性质。这篇文章主要由我们经手处理(光明日报社直接参加处理此文的是前总编辑杨西光同志)。我们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不在事先和我们(包括杨西光同志)共同商量一下。这篇文章本来不在你们规定的评选范围内，你们是评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文章，而这篇文章发表在这之前。可见你们是把它作为特殊的例外处理的。”这封信件及相关影印件同时送胡耀邦、马文瑞、冯文彬、杨西光、胡绩伟、陈维仁、龚育之，并送薄一波、陆定一及人民日报社。第三，《实》文成文及发表渠道的争议。

　　王强华的说法：《光明日报》胡福明文是他在任该报哲学组长时约来的稿件，并于1977年12月初步决定录用此文，后作了多次修改，原拟发在《光明日报》1978年4月第77期《哲学》专刊上。新任总编辑杨西光审阅后，认为此文不宜做一般处理，又经修改后送中央党校吴江处，商量如何处理此文。王回忆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从组稿、发排到修改，主要是由《光明日报》的同志完成的，决定发表的是总编辑杨西光。社会上有人说这篇文章组织来以后杨西光不敢发表，所以找了中央党校的同志来修改，并最后送请胡耀邦审查同意后才发表。这不是事实。据我所知，杨西光是横下一条心要发表这篇文章的。之所以请中央党校的同志来修改，是他听说中央党校也在(准备)写类似的文章，为了集思广益，把胡福明的文章改得更好，才这么做的。送请胡耀邦审阅最主要的原因是杨西光在‘串连’中央主要新闻媒体转载、转发时，有的同志提出最好能请某个‘权威’看看。为了争取更多的媒体转载、转播，杨西光同意此文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送请胡耀邦审看。”(王强华：《我所了解的“真理标准”一文的发表经过》，见《炎黄春秋》2004年第8期)胡福明的说法：“1978年4月，我到北京参加全国哲学讨论会，王强华把我请到了报社，当时在场的还有《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理论部主任马沛文，我的哲学老师孙长江等……当时中央党校也在写同一个主题的文章，所以请来有关人员一起谈……我白天参加哲学讨论，晚上就改文章……这期间，杨西光告诉我发表计划，先由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第二天《光明日报》公开发表，随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向全国发通稿……我回南京后，中央党校的同志又对文章作了修改，增加了联系实际的内容，并在标题里面加上了‘唯一’两个字，画龙点睛，加得很好。”(胡福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现实意义》，见《钱江晚报》2008年4月15日)吴光祥的说法：“1978年5月8日、9日，沈宝祥接到《光明日报》杨西光秘书陶铠打来的电话，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理论动态》哪一天能用？沈宝祥肯定地说，5月10日。陶铠就说，那我们在5月11日见报。沈宝祥回答说，你们为什么这么急？11日我们《理论动态》还没有发行出去呢。对方说，杨西光同志讲了，这篇文章《理论动态》登了，我们马上就见报。”(吴光祥《胡耀邦与“特约评论员”署名》，见上海《报刊文摘》2008年4月18日)

　　孙长江的说法：“吴江同志指定我为《理论动态》写一篇文章，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这时候，《光明日报》也想搞这个问题。杨西光同志是参加党校高干班的讨论的，当他得知上述情况后，请人告诉我，他们有篇同类文章希望帮着搞。4月中旬，西光同志派人接我到报社，讨论那篇稿子。胡福明同志在场。4月21日，《光明日报》王强华同志把胡福明根据大家意见修改后的文章小样送到我家，同时送吴江同志，题目是《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吴江同志看完小样后，认为文章写得有勇气，但理论和逻辑性较差，叫我尽量把两个稿子捏在一起，吸收胡文的好意见，题目还是用我们原来的。西光同志在这个过程中，曾两次找我到报社，两次来党校和吴江同志和我讨论这篇文章。我搞出一个稿子，由吴江同志修改、补充，然后送耀邦同志审阅定稿。”《光明日报》提供的胡文经他们修改后，“吸收胡文的文字恐怕已不及三分之一，基本上是重写了”(见孙长江1984年10月《给光明日报社、杜导正同志的信》)。

　　吴江的说法：他让孙长江对“真理标准”问题写篇文章，“题目就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大概是1978年2、3月间的事。起草过程中，曾在中央党校第一期学习过的《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送给我一篇他亲自组织来的谈实践标准的稿件，题目是《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作者是南京大学哲学教师胡福明。《光明日报》重视这篇文章，在杨西光主持下精心修改多次。杨送来这篇稿件的原因，意在得到《理论动态》的支持，首先在《理论动态》刊载，然后再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我看了来稿，觉得文章写得还是有勇气的，只是理论和逻辑性不足。我将来稿交给孙长江一并处理，请他与他正在起草的文章捏在一起，题目还是用我们原定的。文章最后由我修改定稿后于4月27日送胡耀邦和有关同志审阅。因为这篇文章的处理既未经过《理论动态》组，事前亦未向胡耀邦报告，所以我特地在电话上向胡耀邦说明这篇文稿的来历及意图。如前所述，在党校，这已不是一件新鲜事。胡画圈表示同意并退回，未作修改。文章就在1978年5月10日出版的《理论动态》上发表了。第二天即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人民日报》转载。”(吴江：《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见《炎黄春秋》2001年第9期)

　　吴江1988年9月4日给我的信中又说：“光明日报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写作和发表经过，请参阅孙长江同志致光明日报社杜导正的信，此信经我看过(附信)。此文先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发表，并将我最后修改定稿批发的稿件复印件，寄上一份。”1989年4月19日，他给我的信中又提及：“《走出现代迷信》那篇报道，初发表于杂志时，是有《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写作经过一段的，出书时删掉，我想也合理，因为该书主要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经过(此书作者系《光明日报》几位年轻同志)，上文他们要写也是写不清的。这场讨论还有其他重要内容，例如党校的讨论，后来小平同志发动的‘补课’，该书均未涉及。”在来信和电话中，吴江先生一再叮嘱我，你要从一个旁观者角度记述此事，要根据资料客观公正地写，重在事实过程，放到当时的环境中，秉笔直书此事，少加评语。

　　不难看出，上述四位参与者之说，吴、孙说法一致，胡的说法与吴、孙所说亦大体相似，而王的说法与上述三人有些差异，王还认为“听说中央党校也在(准备)写类似的文章”，即对中央党校是否写过这类文章也提出疑问。至于吴光祥之文，也许他没有全面地掌握或鉴别过这方面的原始资料，以这样的口吻、这样轻松的笔调来描述、演绎《实》文的发表经过，似有些轻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