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我对此事之所见

　　《实》文载入了史册，作为后来者已把此事当作一段重要历史在研究。现根据我所掌握的一些原始资料以及所能见到的文章，提出自己的看法：

　　1.关于《实》文的题目。

　　前已述，此题目由吴江最早完整提出，文章最终以此题目发表，而签发付印稿的手迹和文章及各当事人之说又作了证明，这是没有疑问的。其他说法可能系各种原因导致有误。

　　2.关于文章的形成、修改和发表经过。

　　《光明日报》和中央党校几乎在同一时间都在写关于“实践检验真理标准”的文章。杨西光对胡福明文稿处理有全局眼光，有高度的政治敏锐性。他是中央党校第一期高级干部学习班学员，知道当时理论界的动态，所以将胡文送请中央党校，商议发表渠道；而中央党校吴江充分肯定了胡文的价值，并嘱孙将所撰写的文稿与胡文合而为一，最后又经吴江修改定稿。从此文签发付印稿的底稿看，文章变动确实很大，大体吸收了《光明日报》所供胡稿三分之一多一些。但不管怎样，胡福明有开篇之功，王强华有初步录用胡文之功，杨西光又上升了高度，送至中央党校作了精心修改。然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刊发的《实》一文，就不仅仅是《光明日报》所供胡福明原稿了。整个过程是由吴江在作统筹安排，包括二文合而为一的问题，包括稿件修改定稿的问题，包括向胡耀邦说明意图，并最终将稿件送胡耀邦审定发表的问题等等。

　　而王强华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从组稿、发排到修改，主要是由《光明日报》的同志完成的，决定发表的是总编辑杨西光”。如果将“此文”说成是中央党校1978年5月10日那期《理论动态》上发表的《实》文，则未免有夸饰之嫌，坦率地说，此时此稿件的“性质”已变。王当时组织来的胡稿，原拟刊发在《光明日报》哲学专刊，属于理论学术层面；杨西光意识到其蕴藏的价值，而经中央党校吴江、孙长江等合成的文章，已经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升华到政治高度。至于此后引起的一场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恐怕是参与者也不曾料及的。所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发表之文，显然非《光明日报》所供胡文，亦非杨所能定夺，并已超出杨职权范围。如果仅杨能“决定”发表此文，则最终所发稿子何必要以中央党校的修改稿(包括题目)为准？王又说“送请胡耀邦审阅最主要的原因是杨西光在‘串连’中央主要新闻媒体转载、转发时，有的同志提出最好能请某个‘权威’看看。为了争取更多的媒体转载、转播，杨西光同意此文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送请胡耀邦审看”。这种说法似不符合当时的组织程序，杨当然有威信、有水平，但其时他刚从上海调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是否有这种“串连”中央权威媒体的能量？单从政治界、理论界的常识亦可知，其时的中央党校是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重要思想理论阵地，许多当时“非主流”的提法是从中央党校发端的，在理论先导方面，中央党校起着冲锋陷阵的作用，中央党校才是“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大本营。故而由中央党校送请胡耀邦审稿是合情合规的，似不能说出谁同意中央党校怎么做、怎么做的话语。

　　吴江是这么说的：对胡福明的稿件，“《光明日报》重视这篇文章，在杨西光主持下精心修改了多次。杨送来这篇稿件的原因，意在得到《理论动态》的支持，首先在《理论动态》刊载，然后再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

　　3.关于吴江勇于承担此文发表的政治责任问题。

　　《实》文发表后，来自高层的责难，使政治、理论界颇感凝重。按照吴江的说法，此时有些人已开始作检讨了。而胡耀邦同志从大局和组织原则考虑，让秘书打电话给吴江说：写文章反驳之事“等三个月以后再说”。但吴江是心急刚直之人，他认为此事不能沉默，于是他让孙长江协助，自己动手，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撰写出《马》一文，并在《解放军报》的大力支持下发表此文。时任《解放军报》总编辑的华楠将军对此回忆道：“中央党校吴江同志撰写了一篇长文，这篇文章是针对当时反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一股逆流而写的，发表也有一定风险。罗瑞卿同志特意嘱咐我们同作者商量，建议在文中多引用毛主席和小平同志的论述，做到‘立论更稳，无懈可击’。文章做了修改后，罗瑞卿同志再次审读，并同耀邦同志通了六次电话，给我们打了五次电话。他还给《人民日报》打电话，部署同时转载此文，《光明日报》也同时转载……这篇文章最后以《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在军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傅颐：《围绕“两个凡是”的交锋和“纲”的转移———访华楠同志》，见《百年潮》2001年第1期)即使是罗瑞卿这样德高望重的将军，堂堂的中央军委秘书长，也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的发表，做好了“准备挨四十大板”的思想准备，由此可见当时政治气候之严峻。

　　对于《实》文的政治责任担当问题，事实和历史已经作出很好的说明，最直接者是中央党校《理论动态》，而具体落实到人的身上，吴江则敢于担当，敢于正视。在当时湍急的政治漩涡中，在“文化大革命”余音回荡不绝之时，他依然能直面高层责难，不顾自身安危，奋起捍卫、追求真理，决然地反击当时所谓“主流”的浪潮，这样的敢作敢当，这样的勇气魄力和政治责任感，是何等的难能可贵。

　　(附记：此文是我在2008年4月汇编本书时撰写的。近年不少文章和回忆记述此事，同事实有些出入。我手中有不少原始资料和第一手资料，所以觉得有责任把历史真相告知社会。此文个别地方与我在1989年5月下旬写成的《实践之树常青》或有重复，请读者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