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委员会利用在路上的50分钟时间开会明确了全天的任务。到达晋宁后,晋宁县公安局原副局长闫国栋向他们介绍了案情。
闫国栋(晋宁县公安局原副局长):晋宁县看守所在押犯罪嫌疑人普某某、李某某、于某某等六人,趁民警依照规定刚巡视过后,在第9号监室放风间内,擅自玩起“瞎子摸鱼”的游戏。
边民:这个很荒唐,怎么玩?怎么可能?所以足够黑色幽默。
闫国栋:在游戏过程中,蒲某某首先被李荞明摸到,随后李荞明拉着蒲某某的手要求换人,蒲某某认为游戏还未开始,与李荞明发生争执。蒲某某用脚踢在李荞明的胸腹部,又一拳打在李头部的左侧,致使蒙着眼睛未能防备的李荞明头部猛撞在监室铁门框上受伤。造成了李荞明受伤不治身亡的严重后果。
经省委宣传部和晋宁县政法委、公安局、检察院各方协调之后,调查委员会15人随后进入晋宁县看守所。当他们的脚步迈进事件发生地后才发现,事情远远不像他们想像得那么简单。
让调查组失望的是,他们进到看守所后只在走廊里看到了李荞明所在的放风间,边民当时目测放风间面积在6平方米左右。
边民:虽然先前警方就已经解释过了,但是我实地看到这一点,我觉得我的判断是对的,这种地方是不可能玩躲猫猫,没地方躲,所以我认为躲猫猫这个游戏是应该没有发生过。
在看守所,调查委员会见到了当班干警,但没有时机深入交流,调查委员会提出要查看李荞明的体检报告、监控录像和约见犯罪嫌疑人等关键证据,检察机关以不符合法律规定一一回绝。
边民:委员都觉得有点尴尬,提出来那么个要求,警方都还没有什么明确的表态,检察官先先把我们否掉了,一时就有点发呆的感觉
记者:你认为是在和真相躲猫猫吗?
边民:有一点点像。真相我们不但摸不着,甚至连惊鸿一瞥都没瞥见。当我们试图从这个方向去瞥一眼的时候,就会有一道门把我们关在外面,我们又换一个方向,试图从这里挤进去瞥一眼的时候,咔碴又落下一道门
记者:但没有调查之前,你们不明确这个道理吗?
风之末端:大家怎么说呢?带有一种美好的幻想吧,还是想,希望通过这一个步骤的话,我能够找到一点蛛丝马迹,充当一个,相当于神探的这样一个角色。
在我国,侦查权只能由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等依法具有侦查权的机关行使,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被禁止行使侦查权。
记者:在事件发生之后,云南省委宣传部也组织了一些网民到实地去进行调查,你们对这样一个做法怎么看?是否适宜?
许前飞(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想法是好的。我个人认为,像这类事情属于是比较严重的一个事件,我更主张应该由司法部门来介入调查。司法部门在第一时间介入调查,这个可能第一个确保办案的准确,也确保法律的严肃性。
记者:也就是说现在对普通的公民而言,在进行这样一个调查或者监督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制度上的支持是吗?
韩红兵:对。
虽然在现实中人们分属不同的行业,但面对网络公众事件,网友们追寻真相的思路大体相同。许多人就敏锐地提出应该有制度上的保障,让执法透明公正,让监督合法有效。而这个使命只能由我国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大来完成。学者熊培云也赞同人大参与监督是目前最行之有效的办法。
熊培云(学者):我概括是叫一加一减一强制,所谓的一加是什么,就是说人大在搞调查的时候,他要把专家、学者的意见纳进去。那么一减是什么呢,就是说相关的利害关系人是要排除在外的。那我说的一强制是什么,他就是说各级政府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要配合他的调查。
记者:您对这样一种声音怎么看?
王锡锌:人大在某些特别的情况下,可以组织成立针对特别问题的专门调查组,但这种专门调查组通常意义上是针对非常重大的,甚至影响面很广的事件,我认为具体到这种个案的情况,人大行使监督权只是例外,而非常态。
记者:现在是2月20号的晚上11点50分,我们摄制组也刚刚抵达昆明市,据云南省委宣传部的同志介绍,今天参与调查的15名调查委员会的成员依然在省委宣传部的会议室研讨案情。
记者:打扰你们了,你好,我们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的,各位辛苦。怎么样今天有什么结果吗?
边民:就是说关于人们想象的,比如说类似于破案这样的结果,显然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的。所谓的结果,就是我们把今天看到的听到的如实的集体记录下来,形成一个调查报告,交由公众舆论来判断,我们本身对案件本身的真相也罢,或者是什么也罢,我们觉得我们无法下结论,我们不是专业人员。
2月21日凌晨,经过8个多小时的酝酿、起草,《调查报告》终于出炉了,所有委员一一签字以示负责。
记者:当这份调查报告明天再网上公布之后,网络界会怎么看?
边民:会有更多的质疑。
记者:质疑什么?
边民:比如说他们会认为,我们没有得以会见我们想会见的犯罪嫌疑人,这个问题他们可能不理解,包括我们自己本身也失望。质疑二,因为我们是受官方邀请来的,我们的立场的问题,也会被质疑。
2月21日,凌晨1点,在网友的期待中调查委员会公布了这份7000多字的调查报告,里面详细陈述了他们在一天之内的调查细节和所见所感,但没有给出明确结论。
伍皓:是不是有民警暴力行为或者是施暴的行为,是否有牢头狱霸,是否有虐待性的动作和行为,等等这些疑点,我想知道的这些疑点,但是这一次他们这个调查委员会并没有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是我觉得能够把整个调查过程非常详尽地呈现在公众面前,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边民:我觉得我们貌似作为某种什么委员会,背后是所谓千千万万的受众,看上去好像是很强大,但实际上我感觉我们是弱势,非常之弱势。
熊培云:我觉得他们带回来了一个特别大的真相,这个真相就是他们一无所获。不是所有的人,或者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进去就可以得到一份真相出来的,专业的事应该由专业的人来做。
报告在网络上一经公布,无数网民从无限期待跌落到失望的深渊,正如调查组成员自己所料,一份没有结果的报告让躲猫猫事件从最初李荞明怎么死亡的漩涡中心直接转向对调查团成员身份的争议。
风之末端:我在网上看,大家觉得好像我们是由宣传部组织的,为宣传部说好话的这样的一个托,北方话里面说的托,在网络上就是五毛。
龚飞:当然实际上,选出来的人最后能不能代表,这个我觉还是有不同的声音,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我觉得从我们组织者的角度来说,我们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
让伍皓始料未及的是,网上对于自己这次创举的评论也因为一次没有结论的调查出现了分歧和争议。上海一名律师明确指出调查委员会参与调查的行为违法,网民也在失望过后用“作秀”来怀疑宣传部门最初希望尽快公平、透明解决问题的诚意。
王锡锌:其实由省委宣传部门来启动这样一个网民调查团本来就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而且它所承载的只是对舆论,所谓对舆论事件的调查,换句话说,这样一个调查团它所能实现的目标与公众的期待在一开始就已经产生了巨大的距离。
伍皓:还是那句话,我们以一种坦诚的姿态,我想能够得到网民的理解和信任。如果说需要的话,我的QQ也都是保留着的,可以向公众展示,我们确实没有任何想来做一个秀的意图。
尽管事件的参与者都抱着良好的初衷,但对于可能到来的结果显然缺乏足够的估计。一方面以几名网友和相关部门组成的临时调查委员会,不可能获得比普通公民更多的参与司法案件调查的权利;另一方面,宣传部邀请网友参与调查的行为又给无限期待真相的网友以更多的可能,一场无果而终的调查让始作俑者伍皓必须拿出更多的精力来面对质疑。
伍皓:这是一个开创性的工作,我觉得虽然说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授权我们宣传部做这件事情,但是从法律的层面来说,也没有任何一条法律禁止宣传部不可以做这件事情,
熊培云:不能说全盘否定他们的作为,我觉得至少他应该把这个信息公开,这个是很好的,我自己感觉那个调查是有两部分,一种是有能力的第三者来调查,还有是没有能力的第三者来调查。云南省委宣传部搞这个调查,如果有积极意义的话,就是他从第一步跨到了第二步,但是没有实现第二步的关键,就是说有能力的人里调查。
那么,躲起来的猫猫何时才能被发现?这其中法理和情理的争议又该如何看待呢?
虚拟的网络将躲猫猫事件变成一场博弈游戏,谁是谁非?谁输谁赢?每个人都怀揣着自己心中认定的那个真相,在等待官方的结论。
2月27日下午5点,在无数期待的目光中,云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躲猫猫事件最终结果:李荞明的死因是被看守所内牢头狱霸以玩游戏为名,殴打致死。
发布会内容:案发后,张厚华、张涛、普华勇等人,为逃避罪责,共谋编造了李荞明系在玩游戏过程中,不慎头部撞墙致死的虚假事实,已经涉嫌故意伤害罪。
“被牢头狱霸以玩游戏为名,殴打致死”,从这样的叙述中,人们能够解读出主观故意的含义,这个结论也同时宣布了晋宁警方第一次对外公布“李荞明是因为躲猫猫自己撞墙导致死亡”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判断。
闫国栋:没有发现有刑讯逼供,没有发现有民警故意伤害,没有发现有牢头狱霸,没有发现我们的民警有失职渎职的行为。
王锡锌:当官员采取这种低智商行为的时候,它其实假定民众是可以被糊弄的,因为它如果没有这个假定的话,那他在做这个解释之前的确需要三思而后不行,它只要经过一番思考,我这个解释够不够,能不能说服大家,会不会引来更多的质疑,如果他们想这三个问题,他还会这么说吗。
正是这个草率得出的结论让“躲猫猫”这个词在网上迅速流传,成为怀疑、逃避责任和戏谑的代名词,同时也巨大损伤了公权部门的公信力。人们对公权部门的质疑往往源自于这些真实的案例——2006年,辽宁葫芦岛女医生在看守所内死亡;2007年,广西兴安县看守所内一名法官因被传讯当场死亡;同年,河南开封17岁少年猝死看守所中;一年后,洛阳和昆明盘龙区看守所,同样事件再次发生。而就在两周前,鲁琼芬向媒体披露,三年前,他的丈夫也在李荞林所在的9号监室非正常死亡。
王锡锌:看守所,它是一个由公权力,特别是我们强调的专政性权力控制的一个场所,居然存在着牢头狱霸,而且居然存在着牢头狱霸可以将被羁押在这个场所中的其他嫌疑人殴打致死的情形,
记者:相当于领域一个体系的规则制定者。
王锡锌:对,这是非常可怕的,可能从大的意义上来说,它所损毁的是我们整个司法制度它的严肃性、它的公正性、它的纯洁性。
记者:你觉得这里面也存在潜规则。
王锡锌:假如牢头狱霸可以长期的存在,甚至可能它还不是个别地方存在,那没有潜规,又何以存在呢?
记者:为什么这样的顽疾会长期存在,为什么有人看到却不愿意去治理或者是无法治理?
王锡锌:可能还是看到的人太少,或者说它的曝光度不够,我相信我们这个社会,包括我们自上而下我们的领导者,他们是不能容忍这样的情形长期存在的。
杨建萍(宣布处理决定):这起案件暴露出晋宁县公安机关,特别是看守所,在队伍建设和执法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依照有关规定,对相关责任人做出如下处理决定,对晋宁县公安局局长达琪明予以行政记大过处分,对晋宁县公安局分管看守所工作的副局长闫国栋予以行政记大过处分,并免去晋宁县公安局副局长职务。
记者:那您觉得云南司法机关最终的一个调查结果是在舆论监督下被动完成的么?还是你们自己的介入?
许前飞:应该是主动完成的。因为这个在看守所有一个人死亡了,非正常死亡,这件事情必须要进行调查的。准确的说,如果是非正常死亡构成一个案件,必须要立案侦查的,这个事情是他推都推不了的责任。
记者:怎么样才能避免这样的事情再发生呢?
许前飞:加强管理,我觉得加强管理是最重要的。
记者:加强管理这四个字听上去比较模糊,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许前飞:我们首先要有一种责任心,另外措施上也要得力,比如说必要的监控设施,必须要装备齐全。
“躲猫猫”事件受到出席两会代表委员的高度关注,全国政协委员,司法部原副部长段正坤建议,“公安部门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可以采用侦查和羁押分离的方式,建立有效的制衡监督体制。
王锡锌:我们不谈牢头狱霸,纯粹地从刑事诉讼的程序来看,这样一种职权的集中也是不合适的,在公安这一块我们发现,调查侦查的功能和对人犯的羁押管理,它是合一的,导致问题,超期羁押的问题,刑讯逼供的问题。所以从制度上来讲,我觉得引入外部的这样一种监督,同时通过内部的分权、职能的相对分离可能从长期来说,是解决目前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向。
回望近几年颇具影响力的“俯卧撑”、“打酱油”以及“孙志刚事件”,网民对于监督事态发展,推进事件解决都起到了关键作用。有网友说,不论争议与否,躲猫猫事件是网络监督的一次胜利。
边民:这也是对公平正义真相的一种追索,这也是有进步意义的
熊培云:有的人可能会说,网民调查是不是越俎代庖,这个我不去判断他,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去越俎代庖的,其他人或者其他机构肯定有缺位的情况,中国不可能说遇到这样重大的一个事情会让网民去调查,然后拿一份报告,来告诉全国人民来说这是真相,我觉得这对于整个制度设计或者整个运行来说是一种羞耻。
记者:有这么严重吗?
熊培云:我觉得有这么严重。
针对李荞明案,网友急切愿望的根本还是希望职能机关能够公正的介入事件调查,并保证过程和结果的公开透明。
记者:在这个案件暴发之初,是因为公安系统出示他们家人的结论是躲猫猫游戏造成的,那么现在看起来这个结论是被推翻了,所以怎么样能够保证这种调查的公正性?
许前飞:司法机关按照一定的程序来进行调查,我觉得调查出来的结论应该是公正的。
记者:靠什么去保证这个大家对这个程序的尊崇?
许前飞:第一个靠程序本身,当然也得靠我们对制度本身对法律本身的崇尚和尊重。
记者:在每一个公共事件的背后,其实也都折射出目前我们现有的体制、制度上的一些缺失。从这个躲猫猫事件的背后,您看到的缺失是什么?
熊培云:应该是政府公信力,另外一个,执行力也是一个问题。
风之末端:究竟我们能够参与的公众事务,老百姓、公民怎么样参与,能够参与到什么程度,在这个参与过程当中能够发挥多少作用,这些东西都是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状况的东西,我觉得能够引起这些思考的话就已经足够了。
记者:这是准备结婚用的是吗?
李德发:是啊。沙发还没有打开呢,洗衣机还没有打开呢,沙发也没有打开呢,床也是新的。
演播室:3月11号,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胡克惠表示最高检将在全国范围内对牢头狱霸进行严打,今后,还将借助网络和网民的力量,对不法事件进行长期监督。公民李荞明之死激发了公众对真相的渴望,对体制变革的热情,同时还有对阳光政府的期待。躲猫猫事件暴露了我们社会现存的缺陷,在对躲猫猫事件无限的追问中,中国公民收获的不仅是对理性精神的锻造,还有对法治精神的尊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躲猫猫一词理应在时代进步的记忆中被铭记和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