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真的把企业做好了，高管薪酬拿高点是没问题的。不过，在与效益挂钩的同时，还要与国家的工资水平挂钩，不能太高。尤其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面前，应当限制和降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的高薪酬。由职工代表大会决定薪酬水平，并公开化、公平化，这样才是解决之道。”秦希燕说。

　　独立经济观察人士时寒冰认为，中国政府更应该对国有企业高管限薪。

　　时寒冰认为，企业高管高薪问题，在我国引发的争议也非常激烈，但相关限制性措施姗姗来迟，且缺乏必要的刚性和可操作性。这与我们的民意向决策层传导的滞后因素相关，更与我们缺少制度架构的制约相关。在我国，由于民众缺乏能够代表他们行使权利的代言人，他们的利益诉求并不能直接传递给决策层。

　　时寒冰说，国有企业的高管享有的升迁待遇本身，也是一种激励，这个激励机制体现在政治方面。比如，一些央企高管享有行政级别(一把手都是副部级)。让这些享受副部级待遇的国有企业管理者再享受市场化的天价高薪，难以说服民众，造成同级别岗位“肥瘦不均”，也加重了工作的难度。

　　银行高管多降薪却难服公众

　　建设银行27日公布的2008年年报表明，该行2008年实现净利润926.42亿元，增长34%。该行董事长、行长、监事长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自愿将薪酬在2007年基础上降低10%左右。

　　据年报披露，建行董事长郭树清的薪水已经从2007年的179.5万元降到156.9万元，而行长张建国和副行长辛树森的薪水也分别降到156.1万元(之前177.4万元)和140.9万元(之前155.1万元)。监事长谢度杨的薪水从168.8万元降到了151.8万元。

　　建行称是考虑到当前严峻的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一部分客户和员工的收入水平下降，希望通过高管降薪以进一步从严控制成本。

　　但建行包括董事、监事以及银行行政管理层整体薪水在增加，截至2008年，建行高管层薪酬支出为3423万元，而此前一年为3408万元，增加了15万元。其中薪水增加最快的是建行投资理财总监毛裕民，他的薪酬从2007年的26万元涨至373万元。

　　今年，降薪成了大多数银行高管的选择。此次高管降薪风潮由上市银行中第一家公布年报的交行拉开序幕。

　　交行行长李军、副行长彭纯和钱文挥2008年分别从交行领取薪酬175.08万元、143.26万元、143.26万元，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6.8%、10%、9.2%。交行高管层自称，2008年交行全体高管薪酬在2007年的基础上集体下降10%。

　　上周三公布的中国银行年报也显示，该行董事长肖钢、行长李礼辉去年税前薪酬分别为150.7万元、154.4万元，均较2007年下降10%。

　　据中行披露的高管薪酬结构，该行高管薪酬由酬金、基本工资及津贴、酌情奖金等4大部分组成。该行董事长肖钢、行长李礼辉去年薪酬下降主要是由于“酌情奖金”下降，肖钢、李礼辉2007年的酌情奖金分别为96万元、94.9万元，2008年分别降至76.6万元、74.8万元。

　　中行信贷风险总监詹伟坚的薪酬是1181.1万元，较2007年增长19.7%。他是中行2007年聘任的“外脑”。

　　尽管这些银行高管的薪水都没有超过财政部制订的中国版“限薪令”，但是仍然难解公众的疑惑。

　　2009年2月，财政部印发《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其中规定，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最高年薪为税前收入280万元人民币。

　　时寒冰说，中国版“限薪令”被不少人质疑为是“涨薪令”，因为280万元的上限过高。公开资料显示，中行、工行、交行、建行等14家金融上市公司的企业负责人年薪都没有达到这个数字。280万元的上限是否意味着这些企业的高管薪酬有相当大的上调空间？而且，这个文件中规定的，只是高管现金收入的一部分。按照国际惯例，金融机构高管收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长期激励收益(以马明哲为例，其天价薪酬中有高达4132万元的收入是来自于年度奖金及长期奖励首期首次支付)，而财政部的《办法》并未对这一部分进行限制，这意味着不但难以达到限薪的效果，甚至可能造成负面的激励。

　　另外，银行高管和普通一线窗口员工收入差别有多大？是否存在高官薪酬逐渐向国际接轨，而普通员工收入逐渐用严格的业绩考核制度来降低的现象？

　　财政部的文件表明了一点，这些金融类企业是国有的或者国有控股的企业。这些企业从成立到上市，从剥离不良资产，到财政注入保证金，都享受了国家政策的优待，占了所有纳税人的便宜。

　　在近期民间的讨论中，有相当多的人士表示，我们是否应该接受这样一个原则：凡是享受了政府行政资源的企业，其高管的收入都需要政府用严格的制度来限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