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中央组织部、监察部、财政部、审计署、国资委等单位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对所有行业央企发出高管“限薪令”。(9月17日《经济参考报》)

　　这份“限薪令”的出台可谓好事多磨。今年2月份，财政部办公厅向各有关单位印发《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6月10日，《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通过，原计划在今年7、8月份执行，一直推迟至今。

　　人们关心的是，这部“千呼万唤始出来”的“限薪令”能否令行禁止，将高薪者的薪水真正降到民意期待的水平？能否体现真正的社会公平？

　　客观而言，这份“限薪令”能出台就是希望，首次和职工平均工资挂钩就是亮点。不过，这和公众的期待还有相当的距离，因为人们希望的是一份简明、扼要和看得懂、有实效的限薪令，而不是一个满纸抽象原则、动辄“基薪+绩薪+中长期激励收益”的“三段论”式规定。这只会让公众一头雾水。

　　还有就是，像平安的马明哲因为6600多万年薪而而成为“高薪门”的主角儿，却因为是“国有参股”而不在限薪之列。这样一来，所谓的高管限薪令就成了抓大放小，影响了公众对限薪令的支持度。回首再看，这部具有最终行政法效力的“升级版”“限薪令”较之今年2月份的“初级版”“限薪令”似有倒退之嫌。

　　此外，这一“限薪令”仅仅针对中央国企有效，对地方国企“限薪”只有“指导”作用。一个指导，大大降低了“限薪令”的威力和普及性，折冲的结果恐怕会让民众意兴阑珊。

　　还有就是，早在2002年，我国就开始实行国企高管年薪制，规定高管年薪不得超过职工平均工资的12倍。事实上，近几年来，国企高管的年薪远远超出这一比例。而在这份“限薪令”中，虽然提到国企高管的薪水和职工平均工资挂钩，但没有规定具体的比例。如此一来，高管和职工收入的公平恐怕就是一句空话。如果2002年的1：12不合时宜，不妨和美国的限薪令做一对比。限薪之后，美国高管们的最高收入是50万美元，2008年的美国人均收入不足3万美元，两者差距不到17倍。据国家统计局7月29日统计数字：上半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14638元，同比增长12.9%。(2009年8月12日《中国青年报》)就按20倍计算，中国国企高管的年薪不到30万元。这样的税前收入也是很高的，照此薪水比例，城市居民需要花掉近22年的工资(不吃不喝)才能买一套房。(见9月15日《中国证券报》)高管们则要轻松得多。

　　事实上，国企高管们的薪水远比这个数字高了许多。按照今年2月份财政部的高管限薪令，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最高年薪为280万人民币，且该薪酬为税前收入，要依法交纳个人所得税。这个数字对一般民众而言，依然是瞠目结舌的天文数字。

　　值得一提的是，资本主义的美国金融高管们都能被总统斥为“贪婪”而被行政化强制限薪，社会主义的中国在高管限薪上显然不能婆婆妈妈，踯躅拖拉。所以，公众期待中的高官限薪，应该涵盖所有的高管，不管是国有独资、国有控股、国有参股还是纯粹的民营企业高管。而且，限薪的力道应该再狠一点，再准一点，否则会让普罗大众很受伤。

　　从限薪政策的设计看，将限薪对象设定为国有独资或控股企业的高官有一定的道理。说明权力之手所及，只是触及到监管本分之内。但是，非常之时权力应该有更大作为，不能缩手缩脚，秉承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教条，使善性的政策设计变成了没有意义的大筛子。漏掉了该限的高薪大鳄，而只仅仅盯住次高薪水的国有管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