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改革开放同行，折射时代变幻风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深深扎根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又促进和保障了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顺利前进

　　这是对时代变革的回应和引导——

　　“农民工在外务工不担心了，法律规定基本养老保险要实行全国统筹。”以农民工身份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康厚明说。

　　康厚明已连续两年提交《关于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建议，２０１０年１０月社会保险法的出台对此有了回应。

　　２亿多农民工，是改革开放的时代产物。加大对农民工权益的保障，也成为近年来我国立法修法关注的内容。

　　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一系列法律的出台，为农民工权益提供了法制保障，彰显了经济提速后对社会公平的追求，也折射出新时期“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与改革开放同行，与国家发展同步。我国的立法始终与时俱进，既对不断变化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作出回应，又引导社会向前发展。

　　３０多年前，在还没有中外合资企业时，中国的立法者大胆先行，制定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曾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宋汝棼说，整部法律只有１５条，但它宣示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决心。

　　随着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相继制定以及国务院相关条例的出台……在法制的保障下，外资企业在中国蓬勃发展。从改革开放到２０１０年９月，我国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约１０６００亿美元。

　　３０多年来，“傻子瓜子”大红的包装袋上，一直印着一段邓小平语录：“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１００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这段话不仅保护了年广久，也推动了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起步。

　　如今，非公经济的发展已经有更强大的法制保障：１９８８年，修宪增加规定：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　１９９９年修宪规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２００４年修宪规定：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这是对社会发展的规范和支撑——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出现一股“下海”经商的热潮，既带来市场的活跃和经济的繁荣，也因其盲目性催生了大批非现代意义的“准公司”，甚至还出现了皮包公司、翻牌公司等“畸形儿”。

　　实践亟待法律的跟进。１９９３年，我国第一部关于市场经济主体的法律——公司法应运而生。

　　公司法、证券法、合同法……一批市场经济大法的出台，推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在促进市场经济稳步发展的同时，也为市场经济提供规范。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市场主体要守法，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也是市场经济的要义。

　　１９８９年４月，行政诉讼法出台，改变了几千年只准“官管民”、不准“民告官”的历史传统。

　　权力必须服从法律，依法行政日益深入人心。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数字，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全国法院共受理行政案件２６４万多件。

　　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这些法律相继出台，奠定了依法行政更加坚实的法制基石，促进了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