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于改革之初即将“先富”与“共富”问题一并提出，显示出他对中国改革的整体性思考和期望：由“先富”到“共富”能否由中国探寻出一条现实发展的道路？所以，中国的改革仅从出发时的初衷和根本性质看，就必须走通由“先富”到“共富”的道路，这是中国改革的核心价值与根本追求，将此丢弃也就无从谈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邓小平所言“社会主义不是只有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并就此警告：“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因此，中国的改革不可能也不应该停留在“先富”的水平和阶段，如此便与资本主义无异。

　　所以，实现“先富”易，达到“共富”难！“先富”易在可借助既有的自由市场机制，通过自由竞争快速实现，而“共富”难则难在“市场”对其“失灵”和“无效”，它不可能借助市场自由竞争体制自由实现，至少在目前的初始阶段必须依托执政者和社会管理者创造性努力予以“强力调节”，而且这种“调节”既不能回归旧时的“计划体制”，又必须能解决与超越“市场失灵”的缺憾。不言而喻这对当下中国是一个较改革初期时更具挑战性的“难题”！

　　重庆的“故事”

　　中国已面临“难题”，不“破解”，不仅难以避免，甚至还将蔓延、加剧。

　　2007年3月又是一个早春时节，胡锦涛参加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发言间总书记针对重庆发展的新阶段提出了“314总体部属”，即“三大定位”：努力把重庆加快建设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一大目标”：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四大任务”：加大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力度，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革步伐；着力解决好民生问题，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加强城市建设，提高城市管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