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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心系百姓健康——群策群力缓解看病难

医院排队挂号的人挤满了大厅。黄晓慧 摄

  浙江日报北京3月4日电

  今天,53岁的平湖市万安桥社区居民叶菊珍打电话给记者,询问全国两会上,代表们对减轻老百姓医疗负担有什么好建议?在本报与腾讯网联合推出的调查“浙江民生十问”上,很多网友也纷纷留言发问:看病难、看病贵,何时能得到缓解?带着大家的关切,记者采访了出席全国两会的我省部分代表,请他们建言献策。

  为啥都挤三甲医院

  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肾内科主任王鸣2日抵京前,一名曾经的病人来看望他,无意中说起挂号难的现状:“我的一个朋友凌晨三四点钟就守在医院门口排队,还有票贩子卖号的,像您的号子,票贩子要加价100元以上,而他看的只是咳嗽和发烧。”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王鸣对记者说,近年来,我省大力推进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已初步建成覆盖全省的20分钟医疗服务圈,“有地方看病”已不成问题。可是,尽管社区卫生医院费用低、离家近,但在全国各地的三甲医院门诊大厅里,仍然挤着执着的患者及其家属。究其原因,社区医院医疗服务水平不如大医院,在患者中缺乏信任。

  “对于看病难的问题,我感受很深。”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大学副校长姒健敏说,很多患者为了挂上知名专家号,往往通宵到大医院排队。结果,不少知名专家花费大量精力诊治常见病,“杀鸡用了宰牛刀”,“看病难”实际上是“看病乱”。

  “按理说,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预防和康复应该是进家庭,眼下这种医疗秩序比较乱。另外,普通病可以是普通医生看,疑难病需要专科和专家重点看。”姒健敏代表认为,这说明,我国居民缺少健康“守门人”,看病就医存在盲目性,医疗资源短缺与浪费并存。对此,他呼吁国家尽快启动全民健康教育工程,让每一位居民正确认知疾病,掌握防病知识,共同维持医疗秩序,进行正确的医疗消费。

  王鸣代表建议,解决看病难,应加大社区医院的经费投入、完善建设,同时建立梯度就诊管理模式,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区县二级医院、市属三甲医院三个等级,根据不同群体、服务对象,界定服务内容,对大众进行引导,分流病人。此外,提高社区医院的报销比例也很重要。现在,社区医院报销比例一般也就比大医院高出10个百分点左右,差距并不明显。如果拉大这一差距,在社区看病的实惠越多,对老百姓的吸引力会更大。

  怎样根除以药补医

  “如果要问当前医疗卫生领域最需要革除的机制性弊病是什么?我想多数人的回答是:以药补医。”在今年初举行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卫生部部长陈竺的表述一针见血。

  全国人大代表、省公共卫生应急检测重点实验室主任卢亦愚说,以药补医机制直接的结果就是:看病贵。在这样的机制下,医疗行为“变形”,医疗服务“变味”,诱导需求,开大处方,多用药,用贵药,滥用高端检查手段、高耗材等现象已不鲜见。他说,有专家估计,每年不合理施治所耗费的医疗费用,全国总额应在1800亿元至2000亿元间,这中间回扣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卢亦愚发现,现实中,医疗机构通常需要向上游的医药企业“索要”补偿。有的药品定价甚至高于出厂价上千倍,据说就是医药企业为了留出空间,使自己的药既能“苦战过关”进入医院,又能让医生愿意开。他认为,改变这一现象,不可忽视流通环节出现的腐败现象,应加强对药品集中招标全过程监管,防止深化医改政策与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惠民成果被腐败“掏空”。同时,通过公立医院的改革试点,逐步取消以药补医机制,由国家对公立医院进行补偿。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虎山集团董事长张剑星指出,一些医院出现“以药养医”的逐利行为,主要还是政府投入严重不足。医院要发展,需要更多投入。但在确保政府投入的同时,应当加强管理,引导医务人员科学用药,避免现在的小病大医、滥用进口药等怪现象。

  医疗人才要下乡

  在舟山群岛上,渔民日子虽然过得红火,但由于以船为家、四处漂泊,看病成了一大难题。

  全国人大代表、舟山市华鹰远洋渔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科平走访多位“船老大”了解到,渔民发病后能及时就医的寥寥无几。“看病不方便,一出海就是一两个月,哪怕上岸了,岛上的医疗设备也很落后。”这种焦虑在渔民中很普遍。正因为这种窘境,不少渔民生病后能挺则挺、能撑则撑,特别是青壮年渔民,许多人几十年没体检过。

  业内人士指出,由于出海船只上医疗设施匮乏,一些假药、庸医乘“势”而上,占领了这个医疗市场。一些个体行医者,以“祖传秘方”、“进口药品”名义,销售假劣药品,出现在无人管理的“真空区”。

  李科平代表说,看病难已直接威胁到渔民的身心健康、生命安全和家庭幸福,希望有关方面能考虑到渔民们的实际困难,出台政策引导更多年轻医生到海岛工作,帮助渔民们解决就医难题。

  医疗人才也要“下乡入海”。王鸣代表说,城里人都在关注“看病贵”。其实,对不少农民来说,农村医疗资源匮乏,是更加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前,城乡卫生资源配置的差距非常大,占全国总人口70%的农村仅有不到20%的卫生资源,如何缓解这一问题?他认为医疗人才也要“下乡”。比如,选派一些城市医院的医务人员到偏远的乡村医疗机构,并把下乡锻炼的表现作为评定职称、晋职加薪的硬件;可以与毕业生签订协议,规定在乡村医疗服务一年后才能到考取的工作单位就职。当然,政府也要加强服务意识,对农村医疗机构实施有效监管,对农村医疗服务人员加强培训,并有效减轻农民医疗费用负担。

  期待儿童大病保障

  去年,杭州一个患有先天肛门闭锁症的婴儿,因父母无钱医治,最终被遗弃在一片拆迁工地上。幸运的是,在众多好心人的帮助下,这名婴儿成功进行了肛门成形手术。可是,各地还有很多得了重病的孩子,他们家境贫困,父母无力治病,怎样才能让这些孩子也能得到治疗?

  卢亦愚代表建议,医改中,应对儿童重大疾病建立相应的保障办法。“重大疾病,在没有保障或保障不足的情况下,对患者的个人和家庭的打击,往往是灾难性的。而孩子身上寄托了一个家庭的希望,建立重大疾病保障制度应当从儿童开始。”他还呼吁国家尽快实施《儿童援助福利法》,对身患重病的孩子,尤其是农村孩子进行法律保障。

  如果能有效地整合、规范和管理相关卫生资源,很多儿童重大疾病的治疗费用也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高。对此,张剑星代表建议,建立专门的儿童重大疾病保障管理机构,设立专门基金账户,专款专用;在各省确立相应的儿童重大疾病保障临床中心,使不同经济发展地区、不同家庭条件的重大疾病患儿得到同等治疗手段的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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