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3月9日电 “今天种田的都是六十岁七十岁的老人，再过十年还有人种吗？”“这里萝卜卖不出，那里土豆没人要，谁还愿意回家种田？”“80后、90后在家没务农，外出没学农，新型农民从哪里来？”全国两会上，记者采访部分全国人大代表，他们对粮食“八连增”背后的三农新问题表示担忧，也对新形势下的农业农村发展提出自己的建议。

　　 新生代农民哪里来？

　　“现在我还能在家种几十亩田，等到我80岁的时候，我的儿子们肯定不会在家种田了。”来自粮食生产大县湖北省监利县的农民代表朱建华坦言，自己也不希望孩子们留在农村，而愿意让他们到城里去闯一闯。因为是全国人大代表，每年要到北京开会，朱建华让儿子留在家里照看田地，“等会议结束我回到家里，他们就出去打工”。

　　朱建华告诉记者，农村青壮年劳力基本上全部出去打工了，留在家里的只有妇女、儿童和老人，70多岁的老人还在下地干农活，像自己这样五十岁左右的，算是年轻农民了。“这些年农业基础设施改造好了，种田没那么费劲，自家几亩地，老人种一种也没有问题，但是想一想，再过十年之后，这些田谁来种呢？”

　　采访中，来自农村基层的代表们普遍反映，70后、80后乃至90后的年轻一代基本上都外出打工，新生代农民断档，一些地方撂荒现象越来越严重，过去种两季的现在也普遍只种一季。

　　“没人种田了，这的确是当前人们普遍担心的一个问题。”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农业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说，但也应该看到一些苗头性的趋势。他在江西、湖北等地调研时看到，有些年富力强的小伙子开始回归，承包几十亩上百亩农田搞种植、搞养殖。“这些人虽然只是星星之火，但却是农业的未来，政府应该从土地流转、金融支持、与营销组织的对接等方面给予扶助。”

　　种田积极性谁来保护？

　　来自鱼米之乡湖北钟祥市的全国人大代表周家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为什么年轻人都不愿意种地，因为农业的比较效益低，在粮食产量连创新高、农产品价格一路走高的背景下，农民种植利润依然不高。“从湖北钟祥市来看，种一亩水稻纯收入800-900元，棉花900多元，花生1600多元，平均每亩约1000元。一户农民种地10亩，还抵不上1人打工半年，农民的劳动价值没有得到体现。”

　　特别近两年来，各地农产品“卖难”的问题又频频出现，今天这里蔬菜卖不出去，明天那里柿子没人要，市民们“菜篮子”一块多钱一斤才能买到的卷心菜，在农民的“菜园子”每斤2角钱都难得卖出去。农民“贱卖”，市民“贵买”，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种植积极性。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鹤峰县八峰村党支部书记姚绍斌说，一些农民外出打工很多年，攒了些钱回到家，指望回归农田大干一番，可是一旦遭遇市场的寒冬，多年的打工积累一下子又化为乌有。湖北有一个养鸡大县，最近蛋价从每箱210元一下子降到了110元，许多返乡创业的农民“一夜回到几年前”，不得不重新卷起行李出去打工。

　　“虽然这几年农民组建了各种各样的专业合作社，但是合作社规模普遍不大，在市场中的份额有限，农民实际上还是处于一种零散生产、零散销售的状态。”张晓山说，农民要告别单打独斗的经营模式，需要提高合作化水平，建立更高层面的合作平台，这样他们在与市场进行谈判的过程中，才有充分的话语权。

　　职业化农民如何培养？

　　朱建华也曾遇有过“卖难”的苦恼，“辛辛苦苦种一年，本钱都收不回，人还累得要死”。经历了多次挫折之后，他现在每天都要紧盯农产品市场的行情，像炒股票一样进行行情分析。“这样，我在下种的时候就能知道该种什么，不该种什么，比如今年，我的大棚里就没有种蔬菜，而是改种西瓜了。”

　　但是，大多数的农民并没有这种“职业化农民”的素养。一些基层代表表示，农民市场化意识不高，信息不灵通，经常“一窝蜂”式地同质化种植养殖，造成农产品供大于求而滞销，“萝卜哥”“白菜姐”等现象频频出现。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华中农业大学校长邓秀新说，谁来种田的问题，换言之就是“谁将成为未来的农业工人”的问题。他说，尽管我国粮食产量连年增长，但是粮食的进口比例仍然很高，粮食安全保障的问题不容忽视，从根本上说需要提高土地产出效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但是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缺乏新陈代谢，给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造成掣肘。

　　“我去给农民讲生产技术，放眼一望几乎全是老人，我问他们听不听得懂，他们说，听得懂一点。”邓秀新说，随着农业基础设施的不断改善、农业机械化率的不断提升以及农业生产的集约化发展，农民应该向专业化、职业化发展，这就需要从制度层面进行考量。“比如，一个地方需要多少拖拉机手，多少专业植保人员，需要进行测算，然后由专门的职业教育进行培养，培养出‘农业工人’才能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