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公园内伦敦世博会开幕式》成为了第一张“世博全家福”

　　右下角虚拟的清朝官员

　　世博博物馆中镇馆之宝创作于1851年《海德公园内伦敦世博会开幕式》成为了第一张“世博全家福”，维多利亚女王与各国代表一同站在英国最大的皇家公园海德公园“水晶宫”中心处，十八世纪前这里是英王的狩鹿场。水晶宫外各国旗帜飘扬，人们的眼光里充满了肃穆与期待，第一次万国博览会将带来什么改变？使得在场的功勋们眼神中多出一份思考……在国力不同，信息流通匮乏的时代，奇迹的产生仿佛更容易使人震撼，殊荣与成就只在那一刻暴露在阳光下，在众多凌厉而又冠冕堂皇的目光中，我捕捉到了一丝谦和的东方色彩，那一身青蓝长袍官服的中国人半仰着头，仿若镇定的站在那里……。

　　19世纪前半叶，欧洲工业革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英国在世界工业中一马当先。但信息与发明的不对称影响着工业发展，自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后，英国成为当时欧洲金融的中心。资本的高速聚集和运作，这些因素也触发了英国举行万国博览会的愿望同时也以巩固当时作为殖民者的统治地位。在经过反复讨论后一栋临时性的建筑经过17个星期后拔地而起，媒体的功能使1851年的万国博览会得到最快的传播，一位记者以“水晶宫”命名这个半透明的建筑物。在工业触发经济的时代，参观者最感兴趣的是机器发明。人们目瞪口呆地看着各种机器工作，有开槽机，钻孔机，拉线机，纺纱机，造币机，抽水机等等，这些不同的机器又通过特别建造的锅炉房产生的蒸汽一起驱动。美国是最让人感到意外的国家，当英国还是研制普及收割机时，它已经大肆在美国应用。曾经马克思在博览会闭幕前(10月13日)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提到了美国人的成功：“英国人承认美国人在工业展览会中得奖，在一切方面胜过他们。一、树胶，有新的材料和新的生产；二、武器，有连发手枪；三、机械，有割草机、播种机和缝纫机；四、银版照相第一次大量应用；五、航海中的快艇。最后，为表示美国人也能够供给奢侈品起见，特陈列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巨大金块一块和纯金的餐具一套”。西方工业发明的波浪并未吹动东方大地，直到洋务运动开始。1851年，上海商人徐荣村获悉第一届万国博览会后，深感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精选了12包自己经营的“荣记湖丝”，紧急用船运到伦敦，赶赴世博会参展。引起轰动并夺得金、银两项大奖。这一历史事实在1884年出版的《北岭徐氏宗谱》和1852年伦敦皇家协会出版的《英国伦敦第一届世博会评奖委员会报告书》(现均藏于上海图书馆)中都有确凿的记载。

　　至于这幅《海德公园内伦敦世博会开幕式》上的中国官员身份便无从考证了。当时距离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不过9年，英方的邀约传到广州就被顶了回去。晚清人士称世博会为“炫奇会”或“赛奇会”，透显了近代中国对世博会的理解停留于“赛奇斗巧”的层面。中国人参与那届世博会只是民间行为。画家为何在首届世博中将华人入画且放在主要位置还是映证了西方人眼中的东方魅力，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当时英国对于世博的态度是比较开放的，希望有“海纳百川”的效果。然而这幅名画开始渐传，在信息闭塞的时代口口相传出中国参加第一届世博会的历史，留学生开始关注，官员开始思考、商人开始行动……这个画中并不真实的中国官员拉动了世博梦的最初幻想。当时的西方也许想不到，一旦打开国门新思潮对于勤劳的中国人产生较大的影响，这股力量持续一个世纪，直到世博在中国召开……

　　进入20世纪后，这种情况逐步得到了改变，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走近世博会，尤其是其中一大批在今天被我们称为“海归”派的留洋学生，他们都曾有长期在欧美、日本等地学习的经历，是国人中最早走出国门睁眼看世界的群体，逐渐成为承办博览事务的中坚力量，也成为连结中国与世界的纽带。20世纪以后，中国受邀参加博览会的次数高达39次，几占总数80次的一半，并且实质参加了1900年法国巴黎、1902年法属越南河内、1903年日本大阪、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1905年比利时列日、1906年意大利米兰、1910年比利时布鲁塞尔等七次博览会，占实质参展总数13次的一半以上。随着参展次数的增加，清政府认识到博览会对经济、贸易和外交的促进作用，自行举办博览会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张之洞、端方等洋务大臣顺应历史潮流，在中国开启了商品赛会。但清政府的世博之路，却走得并不顺畅。在世博会的举办地美国国内，当时掀起排华高潮，以至于本是“内可维持商务，外可联络邦交”的大好事，平添了诸多阻挠和困难。参展的华商抵达旧金山后，几乎都受到过美国海关官员的百般刁难甚至侮辱，他们用各种借口禁止华人登岸。而且在展馆设置上，西方各国在将自己视作“文明国家”的同时，把中国、土耳其、波斯等国当作“半开化国家”对待，不仅将一些代表中国恶风陋俗的事物送往展会，甚至一名中国小脚妇女也成为了游戏园中的陈列品。此举立即引起国内舆论哗然，大呼此为“我国体上之奇大丑，种族上之大污点”。后在留学生的斗争和巨大的压力下，相关展品被迫撤展。此后，各届展会上的类似丑陋现象有所收敛。晚清政府参展圣路易斯世博会引发的风波，是当时中国积贫积弱、在国际舞台上受人歧视现状的真实写照。

　　此前的三十多年中，中国国际博览会参展事务的承办权一直牢牢地控制在海关的“洋员”手中，他们掌握着赛场布置、货品选择、运输报关等博览会事务的实权。1905年，清政府正式收回国际博览会的承办权，并且指定以后的赛会事宜均由商部(农工商部)负责管理；还于1905年11月制定并出台了《出洋赛会通行简章》二十条，明确了商部与各省督抚、商务局、商会和商人参加国际博览会的管理权限及责任，对商人出洋赛会的商品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真正从根本上结束了海关洋员把持博览会事务的时代。世博会上，广大留学生和华侨及当时国内舆论的爱国举动，大大提振了中国朝野的士气民心，举国上下兴起了一股竞办实业的热潮，在世博会上展览陋俗丑习的现象也得以遏制。1904年，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和世博会关系的一道分水岭。民国政府成立后，更是将筹办博览会事宜向正规化和制度化方向发展。中国政府对于参加博览会，已逐渐由疑惧到接受，由被动转为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