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在和社科专家开会时说：农民工这个称呼是对进城务工人员一个很大的歧视，呼吁取消这个称呼。农民当了工人还称其为农民工，工人就是工人，怎么是农民工人?过去我们都是农民，从农村到城市，当了工人就是工人。现在关心农民工，成天为农民工呼吁，不能让呼吁成为歧视。我为农民抱很大的不平，专家学者们要好好研究这个问题。

　　两天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2012年社会蓝皮书《201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称，2011年是中国城市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首次超过50%。农民工进城对这个历史的跨越贡献值是多少，恐怕没法精确量化，但对农民工生存境况的关注不能止步于农民工进城，更不能只是单纯地对“农民工”这个称谓关注。

　　有时候，城市人会一厢情愿地加以想象，以城市人之心，度农民工之腹，以精英的想象去揣测农民工的意愿，以高贵的身份“赞美讴歌”农民工的低贱，居高临下地认为，农民工应该需要什么，这未免有些“伪君子”。实际上，农民工陷入“被歌颂、被赞美”而无任何尊严可言。

　　身在曹营心在汉。有多少农民工身体已经进城，但他们的思想却迟迟进不了城、他们的权利迟迟进不了城。的确，他们靠自己的辛勤劳作在金钱上相对富裕了，但是他们的权利却绝对贫困，始终无法脱贫。那些被漠视的权利，不能被正视起来，他们的国民待遇还只是个传说。

　　农民工是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是我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既然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就应该有退出历史舞台的可能。但是它的退出不能只是“说法和称谓”的退出，而应该伴随着制度的退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学艺说，现在农民工体制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这话如同针一样刺痛社会的神经。

　　我们心底当然希望撕掉农民工的标签，这个既属于个体又属于时代的标签、这个承载着社会变革与进步的符号。然而事实上，农民工不仅在乎称呼是否中听，更在乎利益能否得到保障。与尊严相比，物质的满足更为迫切实在。他们的幸福感能否被重视，则是一个更为沉重的社会命题。判断一个社会共同体的整体幸福水准，不能以其金字塔结构中上层那部分人的感受为基准，而应以底部那群人的生活感受为初始判断。农民工作为底层人群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他们的权利出现真空、幸福感出现空白和断层，将严重影响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如此岂是一个“称谓”所能改变的吗?

　　在称谓上消除歧视，不如让农民工的权利得到保障来得实际。纵然撕掉“农民工”标签，如果权利仍然得不到进一步改善，那么农民工的幸福感依然无法提升。不触及和解决农民工国民待遇的核心问题，神马称呼都是浮云。当然如果这个前提得到解决，取消这个带有歧视性质的称谓便是美丽的开始，幸福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