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已提价，公司仍喊亏”——如何减压企业“成本上涨”？

　　涉足食品行业的天津华明集团董事长刘乃兰委员已年近七旬，她常常逛菜市场，也感觉当前物价偏高，她道出了“成本上涨”刚性拉高物价的无奈。

　　“糖价从十年前每吨1000多元涨到4000多元，另外人工、水电等其他成本也在上涨，食品厂生产的冰激凌出厂价虽提高三四毛钱，但依然利润微薄。”刘乃兰委员说。

　　对于成本推动，青岛即发集团董事长陈玉兰代表也深有同感。她说，作为一家主营纺织服装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去年仅用工成本就增加20%。

　　融资遭遇“趁火打劫”，也是企业转嫁和推高产品价格的重要因素。天津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告诉记者，由于银根收缩，贷款指标竞争激烈，银行变相“抬价”导致企业融资成本大增，企业只能给产品提价。

　　另一个物价推手是国外“输入性通胀”。欧债危机发酵，大宗商品价格频繁波动，一些国家滥发货币“救市”，对国内物价上涨形成潜在支撑。

　　“如果一些企业难以转嫁上升的成本，必将面临生存压力。”天津财经大学教授王爱俭代表说。浙江省工商联一份调查数据显示，去年以来，全省三分之二的中小企业成本提升30%左右。尽管部分企业产品提价，利润仍然被“摊薄”。

　　“企业的成本变化，直接影响物价走势。”浙江新光控股集团董事长周晓光代表说，中小微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90%以上，其产品大都是生活必需品，帮助中小微企业减轻成本压力，就是“保民生、控物价”。

　　郑新立委员认为，应当继续推进结构性减税，降低中小微企业经营成本和融资难度；同时要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减少产品提价对物价的冲击。

　　“成本上涨是一个因素，但企业竞争力最终还是靠自己。”郝建枝代表认为，企业消化成本上涨压力，不能一味靠提价，更要向产品创新和转型升级要效益。

　　“两头诉苦，中间喊冤”——如何“挤出”中间降价空间？

　　全国政协委员柴宝成曾做过追踪调查：“菜园子”里收购价每公斤4毛钱、6毛钱的蔬菜，让种植户“苦笑”，但到了市民的“菜篮子”里，却涨到了每公斤2元、4元。

　　菜农抱怨“卖贱”，市民抱怨“买贵”，中间环节则抱怨“钱难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现象”？柴宝成委员认为，蔬菜流通环节多、流通费用高是“主凶”。

　　这一点也得到刘乃兰委员的赞同。她说，流通环节多，不仅导致层层加价，而且增加了损耗、人力等成本，成为推高食品价格的重要因素。

　　“除了环节多，物流成本居高不下也是主因。”一些物流行业的代表委员说，长途公路运输返程空载率高，利润三分之二缴了过路费和油费，“雁过拔毛”的各种罚款更不用说。

　　一方面，超市、菜摊的租金随房价攀升水涨船高；另一方面，超市、商场收取名目繁多的进场费、上架费、广告费、店庆费、返利费、促销费、管理费、年节费等，这些最终都成为物价上涨的“推手”。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等人表示，当前国内蔬菜流通成本占最终菜价的三分之二；国内物流总成本在GDP中占21.3%，而发达国家仅为10%左右。挤压流通成本可为“降价”提供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