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委员名片：

　　毛光烈：全国人大代表、副省长

　　齐奇：全国人大代表、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周晓光：全国人大代表、新光控股集团董事长

　　金颖颖：全国人大代表、工商银行温州市分行营业部副总经理

　　赵林中：全国人大代表、富润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

　　李如成：全国人大代表、雅戈尔集团董事长

　　张泽熙：全国政协委员、普天东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李立新：全国政协委员、利时集团董事长

　　本报北京3月10日电一方面是民间资本暗流涌动，另一方面是中小企业面临融资难，全国两会上广受关注的民间借贷问题，在我省表现尤为突出。我省代表委员建议，把民间借贷纳入合法、健康轨道，使民间借贷“阳光化”。

　　民间资本暗流涌

　　由温州民间借贷风波引发的企业主“跑路”现象，是今年全国两会会场内外备受关注的一个焦点。民间借贷自古有之，犹如地下暗流，时而销声匿迹，时而冲撞激荡。

　　据央行温州市中心支行提供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温州2010年上半年民间借贷规模约为800亿元，而2011年上半年猛增到1100亿元，一年期间300亿元资金涌入民间借贷领域。2011年一季度，民间借贷综合利率达到23.01%至24.81%的高位。温州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

　　周晓光代表认为，分析民间借贷规模不断扩大及非法集资有吸引力，原因之一是有资金来源：由于长期通货膨胀，物价指数居高不下，尤其是食品价格指数一直在高位运行，虽然国家数次提高存款利率，但是银行存款实际上始终处于负利率。因而大量的民间资金在找不到合适投资渠道的情况下，就转向民间借贷；第二是有需求：一些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通过银行渠道很难贷到款。国家紧缩的货币政策首先影响到的是中小企业，即使国家对中小企业有一定的扶持政策，实际上也很难落实到位。因此，不少企业只有转向民间借贷；第三是一些人急于获得高回报，又对现行的法律规定不了解，被非法集资的高利率所吸引，大量资金集资到不法分子手中，由于得不到法律的合法保护，有的造成严重后果。

　　金颖颖代表分析，当前民间借贷存在高利率化和高风险化的情况，一方面是因为2011年以来，银行信贷从超量投放趋向常态，金融主渠道供应明显缩减；但更主要是因为非正常化需求引起的，比如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下降，成本上升，使企业生存空间受到压缩，企业投资实体经济的意愿不强。2008年以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信贷超量投放，客观上导致房地产等行业存在泡沫，引发了过度的投机性需求。另外随着经济转型升级，使得高污染、高能耗及产能过剩行业加速淘汰。随着房地产调控的持续推进、银行加强贷款资金用途的规范化管理，加大了信贷结构的调整力度，严格控制“两高一剩”产业，这些企业融资需求难以从银行渠道获得满足，转向民间借贷，由此导致民间借贷需求非正常放大和利率持续攀升。

　　张泽熙委员认为，2008年以来，我国民营经济面对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和相对从严的宏观调控，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最为严峻的一个时期。不少中小民营企业在这一过程中关门倒闭或濒临破产，主要问题来源于正常渠道借贷无门，造成企业资金链断裂。另一方面，大量民间资本因为投资渠道狭窄、正规投资途径少，而被迫流向非法投资市场。引导民间资本、发展民营金融，把草根经济与草根金融有机地结合起来，用民营金融为中小企业优化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新的助力和支撑，再展民营经济的活力和优势，不失为一个值得探索实践的方向。尤其广东、浙江、江苏等民营经济相对发达的省份，更应该多做一些大胆的尝试和探索。

　　脱缰野马危害多

　　齐奇代表说，民间借贷具有成本低、效率高的优点，很大程度上拓展了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促进了多层次信贷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但在实践中，民间借贷也存在交易隐蔽、风险不易控制、正常的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等刑事犯罪活动交织的特点，导致一些地方中小微企业资金链断裂，引发区域性金融风险，影响社会稳定。亟待通过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民间融资行为，让民间借贷浮出水面，使其阳光化、法制化，以利民间借贷的健康发展，成为我国建立市场化大金融体系的组成部分。

　　齐奇代表介绍，2008年至2011年，浙江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期间的2008年，案件数量急遽上升最为明显，收案72332件，较2007年增幅高达60.56%；2009年收案88925件，增幅有所趋缓；2010年收案87741件，同比甚至微有下降；2011年为93067件，比2010年增长6.07%。

　　从浙江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看，民间借贷呈现如下几个特点：

　　营利性和资本性特征明显。传统民间借贷案件中，借款一般发生在亲朋好友之间，多用于生活消费。而现在更多的是用于生产经营，数额大，利息高，周期长，一些地方甚至以钱“炒”钱，呈资本化、商业化特征。

　　高息化与隐蔽化并存。由于中小微企业融资困难，民间借贷市场利息不断走高。同时，为规避“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以上的利息不予保护”的规定，出借人往往采取预先扣息、实际履行利率高于约定利率等做法，出现“阴阳合同”，给法院认定事实带来困难。

　　组织化与中介化的新特征开始显现。一些地方不仅有职业放贷人存在，还出现了一种专为借贷双方提供“搭桥”服务的职业中介组织，使流向分散、信息不透明的民间借贷行为趋于组织化、公开化。一些银行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在高利诱惑下充当起民间借贷双方的“资金掮客”，利用管理漏洞操纵信贷资金流入民间放贷以牟取利差。还有一些投资公司、咨询公司、典当行、担保公司等中介机构也纷纷介入民间借贷。

　　赵林中代表说，当前，民间高息借贷异常明显，职业放贷已成产业，甚至企业移用生产资金参与资金拆借、高息牟利。他认为，从公安立案侦查和法院受理的情况看，案件数量攀升、涉案金额大幅增加、涉案人员范围扩大。民间借贷案件、非法集资和非法吸纳公众存款案件，诱发各类犯罪，扰乱金融秩序，影响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从金融风险防范的角度看，过度的民间借贷影响到了宏观政策调控效率，资金空转风险和社会信用危机产生。因民间借贷游离于正规金融监管体系之外，造成体系外的信贷量难以纳入货币政策和调控政策的制定依据，造成货币政策调控效率降低；因民间借贷的逐利性导致受控产业企业难以及时淘汰。从民间资金流向上看，直接流入实业的数量呈下降趋势，相当部分为高利转贷所用，民间借贷体系风险不断积聚。

　　因势利导阳光化

　　毛光烈代表认为，民间资金借贷古来有之，具有两重性。企业之间因为资金使用紧张的情况不一样，互相调剂一下，是以互相合作为前提的。“这是正常、正当的行为。还有一种情况，有些人没有经过批准去非法融资，然后以盈利为目的放高利贷。一旦借款还不上，就会对实际出资人的利益、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产生极大损害。”民间借贷要实现阳光化、规范化，就必须按照法律制度运作，依法设定专门的信贷机构，依法进行信贷活动，依法接受监管，防范借贷风险，规范发展小型金融企业，让民间资本从“地下暗流”变成“地上活水”。

　　毛光烈代表说:“要规范管理民间借贷，就必须开前门、堵后门、杀邪门”。“开前门”就是大力发展小型金融机构，引导民间借贷“从地下走上来”。“我国大银行多、小银行少，特别为小微企业服务的社区银行和村镇银行太少，所以要让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来组建社区银行和村镇银行。”

　　“堵后门就是截断非法集资。杀邪门就是打击投机骗钱、高利贷、洗钱、暴力逼债等违法行为。祛邪才能扶正，才能保障守法经营、合法经营的小型金融机构健康发展，只有这样，地方金融改革才能走上健康发展的路子。”他说，不管是“开门”还是“堵门”，都需要加强监管，对于民间融资行为实行“全覆盖全过程的监管”。

　　李如成代表认为，在处理民间借贷金融风险事件过程中，存在“及时发现难、界定打击难、监测协调难”的“三难”现象，归根结底与当前民间借贷法律法规缺失有关，建议对民间借贷采取疏堵结合的办法进行规范化管理。

　　李如成代表、李立新委员等建议，要加快建立完善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借贷主体资格和区分合法民间借贷与非法地下金融的标准，完善民间借贷主体制度和市场退出机制，确定民间金融的合法地位，保证其合理的生存发展空间。目前在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办理金融业务等方面缺少可操作的法律法规，使得地方在打击集资诈骗、金融掮客、高利贷等违法行为上没有有力法律工具。同时人民银行的反洗钱系统在早期发现金融“三乱”隐患的功能较强，但按目前法律，人行难以及时向有关部门移送可疑线索。因此建议修改、出台针对性强、切实可操作的相关法律法规，以提高对金融“三乱”打击和防范的及时性、有效性。进一步放宽民间投资发展的限制，除国家明令禁止的外，所有领域一律对民间资本开放，支持民间资本加快进入传统垄断行业和领域，鼓励民间投资进入重点领域，创新民间资本进入途径，畅通民间资本进入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