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中的创新挑战

　　浙江金融业的“巨”变，是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精心部署的成果，创新之举不时闪现，迸发着浙江经济特有的创新活力。温州金改更是其中的浓墨重彩。

　　今年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温州设立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温州金改正式启动。

　　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设立，是继“三大国家战略”之后，中央赋予浙江的又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浙江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特别召开动员大会部署，确保落实金改工作的有序推进。

　　4月26日，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挂牌运行，此举被视为是温州引导民间借贷阳光化的一个标志性动作。半年来，在这里成交登记备案的资金总额已近1.7亿元。

　　在热度和速度中，在赞美和质疑声中，温州也在冷静思考：到底怎样才能寻找疏导良策，让民资浩荡“洪流”浇灌实体经济融资“旱田”？温州人还需继续发挥敢为人先的创造力。

　　和温州金改重在破解“两多两难”问题不同的是，毗邻地区丽水的农村金融改革试点，旨在破除城乡金融“二元化”难题。

　　今年3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与省政府联合下发了关于在丽水市开展农村金融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

　　农村金融如何创新？——着力破解农村金融服务难题，促进农业增效、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省委省政府的支持让丽水金融改革大步向前。而今的丽水，已经在小额信贷产品、涉农物权抵押的金融支农信贷产品以及创新银保合作信贷产品等多个领域展开探索和创新。

　　历经4年的探索，浙江小额贷款公司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之后，已然成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的生力军。省政府出台新政、地方政府落实推行、企业资金热情参与，浙江小额贷款公司成为浙江从上到下创新的又一大力作。

　　服务实体经济

　　浙江金融的发展离不开创新，但是创新并非天马行空式的。“必须牢牢把握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这一本质要求。”这条主线贯穿在每一次金融改革的部署行动中。为的是让金融和实体经济发展相濡以沫。

　　巨大的市场容量、丰富的中小企业资源让浙江成为金融业成长的沃土。也正因为有了多元化的金融产品支持，小企业才能茁壮成长为参天大树。2011年，我省金融业增加值达2678亿元，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为8.4%，位居全国第三。金融业对经济的影响力在增加。

　　金融和实体经济又是唇亡齿寒。国际金融危机传来的冷意经久未去。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在这股冷风中更为凸显。

　　如何让金融发展服务于实体经济？在浙江，从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到地方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一个从上到下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正在被架构，中小企业融资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2011年末，全省中小企业贷款余额2.7万亿元，同比增长16.2%，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

　　小额贷款公司是有效补充。省金融办统计显示，截至9月底，成立4年来累计贷款额达5337.86亿元。

　　刚刚挂牌的省股权交易中心也被寄予厚望。一边集聚着大量闲散民资，另一边集聚着有融资需求的企业，这个虚拟交易平台在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搭建了一座自由通行的桥梁。

　　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的活力，还有赖于私募股权投资队伍的壮大。十年里，天堂硅谷、华睿投资等浙江创投企业成长速度惊人，已经形成集群效应。

　　迈步“金融强省”

　　浙江已是金融大省。但从“金融大省”到“金融强省”的跨越，依然任重道远：

　　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依然突出，民间资金投资难问题还待突围，本土金融机构个体规模依然偏小，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例引导……留待浙江金融的“十二五”新命题仍然不少。

　　如何在“十二五”破解这些难题？美国城市波士顿的金融发展为我们带来启示。

　　纽约是国际金融中心，而与其息息相关的资产管理公司很多都设在波士顿。在错位发展、功能互补理念下，波士顿已经是全球金融资产管理中心之一，也是美国最大的基金管理中心。

　　融入上海，错位发展。循着这一思路，《浙江省“十二五”金融业发展规划》提出了“两个中心”，即着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和“民间财富管理中心”，直指破解投资融资“两难”。

　　浙江省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规划的主要起草者之一汪炜，认为浙江已具备成为第二个“波士顿”的诸多潜力。

　　新加坡星展银行来了，澳星银行也来了，瑞银证券及众多世界500强公司和金融机构都纷纷选择浙江。知名投行摩根斯坦利甚至直接跳过北京、上海，选择杭州为中国总部，曲线进军中国市场。澳大利亚最大的银行机构之一——澳星银行，将浙江区域总部和首个营业厅设在杭州。

　　区域金融中心建设，最显著的特征是“机构集聚”和“交易集中”，否则无法达到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而今机构集聚效应已经初显。“资金洼地”的浙江，只待“资本高地”建成后的新爆发。

　　如何让金融更好支持实体经济，实现“金融强省”目标？汪炜认为，本土金融机构的发展意义尤其重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原本不分地域。但本土优势会让他们在支持本土企业成长中更好地发挥作用，进而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