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洪这次又带来了关于阳光财政的提案。他和他的团队一直致力于政府信息公开的工作，比如，每年带领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中国财政透明度”课题组对各省级政府的财政透明度打分。

　　“上级监督下级，可能一时起作用”

　　北青报：近五年来财政透明度有无显著改变？

　　蒋洪：有时会感觉没有成就感。但从学者角度来说，我们只是展现一个事实，只要社会看到这个事实，就是对我们的肯定了。

　　北青报：去年年底，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管理“三公”支出，比如《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这些规定对公务接待起了较大作用。

　　蒋洪：我曾经提过，要取消公务接待费。每个单位都花自己的钱，你为什么要花在别人身上？这就把财务制度搞乱了。就不应该允许接待，去什么地方，花的所有钱，都在你自己单位的账目上体现出来，这样才便于管理。你这次接待我，接待的很好，我下次接待你，能标准低吗？这么一攀比，费用就上去了嘛。

　　北青报：您这次带来的提案涉及到哪方面问题？

　　蒋洪：我们这次主要针对的是“上级监督下级”问题。我的提案是说，上级监督下级可能一时起作用，但不会长效。因为上级和下级是利益共同体，你不能吃，我也不能吃，我放纵你，我自己也可以放纵一下，所以上级不愿意管理下级。而且这种模式监管成本过高，上级总是少数人，而且也不一定了解下级的情况。偶尔下一番功夫去管还行，但长期可能难以坚持下来。政府信息公开，就是为了引入社会公众对于权力运行的监督，通过外部不断施加压力，内部监管才能不会松懈。

　　“某些部门对公开信息抱负面情绪”

　　北青报：您和您的团队在做项目时，要求政府信息公开时最常遇到的情况是？

　　蒋洪：有的政府部门会对提这个问题有厌烦甚至是反感的情绪。

　　北青报：这种情绪您是如何体会到的呢？

　　蒋洪：你要他(政府部门)公布信息，首先他工作量增加了；其次，我们的要求让他处在一个为难的境地。我公开了之后会不会犯错误、泄密呢？如果我不公开，领导会不会批评我？其实这种工作量并不是很大，因为所有的信息已经在系统里，只不过是拿或不拿出来的问题。

　　北青报：也就是说，更大的原因是怕批评？

　　蒋洪：对直接经办人来说这很为难。我了解到，不公开而受到指责的情况有过。比如说A市，以国家秘密为理由不予公开，而B市就公开了这个数据。媒体报道之后，据我所知，A市的经办人就受到了批评。相反，也有公开了一些信息之后被批评的情况。

　　北青报：那是不是还涉及到利益？

　　蒋洪：对，这是第三种。如果公开了，公众发现我们单位或者我个人用钱是这个样子，就意味着我以后在行使权力的时候会受到很多制约，他不愿意。这三种因素加起来，就会使得他们对公开信息有负面的情绪。而一些在信息公开走在前面的(政府部门)，也并没有因此受到表彰或者推广，反而会有一种孤独感，有一种无形的压力。这就是为什么向信息公开这个方向改革不容易的原因。

　　“让更多的阳光照进屋子”

　　可能是因为和政府部门“较劲”，蒋洪的提案从不寻求联名支援，他会考虑是不是拉上别人会给别人带来麻烦。“我的身份比较特殊，我没什么官帽子，不期待升官发财，我的负担比较轻。”蒋洪笑着说，只要想法被大家接受，社会公众认识到这个事情就可以了，“反正一个人提和一帮人提都是一样的”。

　　在谈及自己的期望值时，蒋洪用了“一点也不高”这个词，摇了摇头，摊开了双手。如果有一天退休，阳光财政仍无进展？“会有遗憾，但我会很平静。”蒋洪说，作为政协委员，履行应尽的责任，但结果不是一个人可以决定的。“退休后，可能就在家做家务帮忙带小孩了。”蒋洪在转椅上挪动了一下，换了个更加舒服的坐姿。

　　如果蒋洪回家做家务了，还会有人推动阳光财政吗？“我相信会有，社会上90%的人都对我关注的问题有同感，就是他们会不会站出来的问题。”蒋洪说。离开时已经下午4点30分，北青报记者提出拍照，蒋洪看了看窗外，“关于预算法修改我准备了一份提案，预算公开我还会再提”，说着，他拉开纱帘，让更多的阳光照进屋子。

　　声音

　　修订预算法不宜再拖

　　现行预算法是伴随着1994年分税制改革而出台的，实施已有十九年，它对规范预算管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这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初创时期制定的‘经济宪法’目前已严重滞后于建立健全公共财政发展的要求，修订预算法不宜再拖了。”来自天津的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常委欧成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欧成中认为，现行预算法与相关法律衔接有缝隙，存在法定空白，约束缺失，给各级财政预算审查监督留下许多矛盾。“我们调研发现，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各级财政如何规范全口径预算、如何清理专项转移支付、如何控制地方政府负债行为、如何公开‘三公经费’支出、如何强化人大监督审查力度等方面都存在着问题，需要通过修法来解决。”据他介绍，对预算法修订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国库应该由谁管理、授权立法过多是否削弱监督功能、预算公开透明是否落地、地方政府是否允许发债等方面。

　　预算法修订及三公公开之路

　　1994年3月22日

　　我国现行《预算法》通过，自1995年1月1日起实行。

　　1997年-2007年

　　预算法修订多次提及，甚至在2004年纳入当年的全国人大立法规划，但数次起草的修改稿草案都未能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分析称修改力度太大分歧太多。

　　2008年底

　　有学者估算2006年全国政府三公经费总额达到9000亿元，三公经费逐渐成为热词。

　　2009年

　　财政部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等部委重新成立起草小组，放弃2007年版本，重新起草预算法修改草案，并在2010年形成修改稿。

　　2010年1月

　　中纪委公布数据显示，2009年各地区各部门通过财政预算压缩“三公”经费158.06亿元。

　　2010年12月

　　中纪委披露，2010年进一步压缩三公经费57.51亿元。

　　2011年

　　预算法修订工作改由国务院法制办推进，国务院将征求意见稿送有关方面征求意见并完成修改。

　　2011年3月

　　国务院常务工作会议要求，2011年中央部门继续压缩“三公”预算，并在当年的决算中公布中央本级三公支出情况。

　　2011年7月

　　超过90个中央部门先后公开“三公”经费支出情况，但详略不一。

　　2011年11月

　　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草案，并提交全国人大。12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会后听取有关部门和专家的意见。

　　2012年4月

　　国务院印发《2012年政府信息公开重点工作安排》，要求“三公”公开要说明车辆购置数量及保有量、因公出国(境)团组数量及人数等，两年内实现省级政府全面公开三公经费。

　　2012年6月

　　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二审稿提交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7月公开向社会征集意见。之后再无音讯，虽传言甚多，但修订工作在程序上已经搁置超过20个月。

　　2013年7月

　　国务院印发《当前政府信息公开重点工作安排》，提出省级政府公开省本级“三公”经费，要求2015年实现市县两级全面公开“三公”经费。

　　2013年9月

　　部分省份公布省本级三公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