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压力和诱惑之间

　　2005年2月2日，正值春节之前，甘肃省泾川县原县长郑世厚打车出门，赶到崆峒山下的水库边跳水自杀。这个消息像炸弹一样迅速传播开来，各种猜测也随即而来。

　　事发后不久，平凉市委、市政府便查清了事实：郑世厚生前政治上没有问题，市县纪检、监察部门和检察机关没有接到反映郑世厚经济及其他方面的信件和举报，郑的死亡与涉嫌职务犯罪无关；郑世厚工作表现一贯很好，连续四年考核被评为优秀。泾川县四大班子团结协作，工作配合得比较好；根据公安部门的侦查结论，郑世厚因家庭琐事导致情绪失控，自己溺水窒息死亡。

　　显然，郑世厚是当地得民心的一个干部。2月5日，前去吊唁郑世厚的干部群众多达千人，大家哭声一片。也因此，郑世厚的自杀充满了悲剧色彩。在来自工作、家庭的种种压力和考验面前，郑世厚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但长期的压力却使他在春节前选择了自杀的解脱方式。

　　中共中央党校侯少文教授长期关注县级领导干部的精神状态，他认为，县级领导干部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群体，他们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承受着比较大的工作压力和权、钱、色的诱惑。正是他们忠于职守，努力工作，才使县级政权不仅运转正常，并不断推进各地社会经济向前快速发展。

　　但也有一些县级干部经受不住钱、权、色的考验，走向腐败和堕落。县委书记、县长这一群体因权力寻租出现问题的确实比较多。在一些省市，县委书记已经成为腐败的“重灾区”。有的县委书记一人出问题，牵出窝案、串案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影响十分恶劣。如安徽省就有17个县(区)委书记因卖官受贿被查处。蒙城县的三任县委书记王保民、孙孔文、孙克杰竟然前腐后继，接连落马。

　　另外一种现象也需要引起关注，这就是近年来一直没有间断的县级干部辞官下海。《瞭望新闻周刊》在浙江温州了解到，这里每年都有两三名县处级干部下海，这个市在2003年发生了4县5人(2个市长，2个副市长、1个秘书长)集体下海的小高潮。一些理论工作者认为，县级干部辞职下海现象今后可能还会更加高涨。

　　“郡县治，天下治”的当代命题

　　有这样几件事引起干部群众和理论工作者的思考：在河南省淮阳县，年仅46岁的县委书记陈新庄积劳成疾，突发心脏病猝死于办公室。他数十年如一日勤奋工作，严于律己，3000多名干部群众从四面八方自发赶来为他送葬，整个会场哭声动天；福建省第二批援藏干部、西藏自治区朗县县委书记邓庆雄返乡后身患重病，因医疗费无法保障，于2003年7月在医院跳楼自杀，这件事在西藏及援藏干部中产生强烈反响。

　　“郡县治，则天下治。”这一自中国建立郡县制度以来治国理政的金科玉律，深刻揭示了“县令”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如今，一个把几十万、上百万人的冷暖挂在心头的当代“县令”，他的冷暖如何？他们工作、生活、精神上面临的苦恼和困惑，谁在关心，该如何关心？这几乎是两年前，《瞭望新闻周刊》编辑部在中共中央党校召开县委书记座谈会时的中心议题。

　　我们要下大力气研究县委书记群体的突出特点，研究新形势下他们的心态，制定出帮助他们健康成长的措施和办法。”中央党校侯少文教授说。侯少文认为，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中央领导的关注，中央党校已经举办了10期县委书记培训班，收到了显著效果。一些县级领导干部对中央的这一举措给予高度评价。他们认为，要将对县委书记的培养教育经常化，还要将培训的目标面向所有的县级领导干部。县委书记是“班长”，对县级领导干部这一特殊群体要加强全面研究，如这一群体在我国政治行政体制中的特点和作用，这一群体的来源、构成和出路，这一群体的思想状况和心理健康等等。另一方面，县级主要领导成为腐败的“重灾区”也促使人们思考：为什么制定的那么多的监督措施，却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