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得享尊严的选举梦想

　　尽管进步可喜，但回溯过去三十年的实践，蔡定剑认为，“中国的选举制度发展应有更大的期许。”他的理由是，“公民的权利意识增加了，主体意识也越发多元化，需要对此作出制度安排，才能更多地实现公民的政治权利，使公民享有应有的尊严。”

　　蔡定剑反复强调未来选举制度发展需要推进扩大直选范围、解决非户籍人口的选举、推动竞争性选举、选举程序更加民主、对贿选进行界定、选举委员会保持中立等六大改革。

　　对于扩大直选范围而言，蔡定剑强调，“作为重建人大制度的基础，1979年选举法三大重要成果之一就是直选的推进，从之前乡一级的直选推进到县乡两级直选。现在应该向更高的层级推进。”

　　关于非户籍人口的选举问题，蔡定剑曾专门在东莞虎门镇调研。“当地的非户籍常住人口是10万，户籍人口只有5万，比例达到了2：1，选举权的问题在当地很严重。”

　　“他们的选举权问题变得紧迫，比如在东莞，当地人要么是老板，要么是主管、会计之类，外地人大多是打工，东莞人就是资方，外地人就是劳方，在这样情况下，政府很难严格监督工厂，执行《劳动法》。如果人大代表中有打工的农民工在里面，他们的权利就会维护得好一些，情况也就有所不同了。”

　　蔡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迫切地需要解决常住非户籍人口的选举权。”他提出建议，只有采用以居住地为选举所在地，才能根本上解决农民的话语权和政治参与权问题，才能更好、更直接地反映选民的声音，有效地解决选民跟代表的脱节问题。但遗憾的是，此次选举法修正案没有涉及这个问题。

　　对于竞争性选举，蔡定剑认为，此次把“可以”设立秘密投票站改成“应当”，是个进步，但还需继续改进。“2004年增加了预选，但没有体现竞争性选举。此次修改，应该考虑增加选举竞争性的原则和程序。”

　　再比如选举程序上，蔡定剑提出“要更加民主化，公开化，透明化”。对于王亮采用的自荐选举这种模式，蔡定剑建议立法者认真考虑，“原先的组织推荐，缺少严格的选举程序。现在人大代表可以自我推荐，此次修法应该考虑这种模式。”

　　让每个人不再有恐惧

　　人人皆有免于恐惧的权利，宪法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收容遣送、超期羁押和刑讯逼供都是逆宪法而行的恶举，有的已被明令废除，有的仍在暗处继续。我们期待，中国早日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每个中国人能够放心安全地生活其间，即便是犯罪嫌疑人也能享有他们的合法权利

　　文/刘远行

　　在河南鲁山县看守所呆了不到三天，王亚辉就被警方宣布“在提审时喝开水，突然发病死亡”。2010年2月22日，亲属在医院见到了他伤痕累累的尸体，后经河南省官方调查认定，警方涉嫌刑讯逼供。

　　曾经夺去大学生孙志刚生命的收容遣送制度已被废除，刑讯逼供这一我国羁押体制的沉疴，依然在侵犯公民的人身安全。社会对此早已达成共识：避免悲剧重演，应尽快启动监所体制改革，实现“羁侦分离”。

　　令人欣慰的是，2010年3月5日，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行政。进一步健全法制，特别要重视那些规范和监督权力运行的法律制度建设。”

　　学界普遍认为，政府工作报告昭示了“法治建设的价值取向，正在转变”——2010年，被羁押者的权利或可因“规范权力运行”，而得到更多保障。

　　终结牢头狱霸的努力和成就

　　王亚辉与之前“躲猫猫”案中身亡的李荞明同为“被羁押人员”，他们拥有的共同特征是：不在监狱中服刑，却失去了人身自由。如何保护这个置身于看守所、拘留所、戒毒所等羁押场所内的“特殊弱势群体”，曾是整个2009年度舆论和学界关注的焦点。

　　2009年初的“躲猫猫”案，引发了一场建国以来最大的看守所系统执法专项检查。这场由最高检、公安部牵头的监管风暴，从4月20日开始，持续了近5个月，被舆论称为“照进角落的阳光”。

　　诸如治理牢头狱霸、在看守所内加装摄像头等举措，随之被各地采纳。仅“躲猫猫”案肇始地云南一省，便斥资3000万元用以改造看守所内监控系统。当年5月，公安部监所管理局出台《看守所防范和打击“牢头狱霸”十条规定》，开始着手建立收押告知、被监管人员受虐报警和监室巡视监控等制度。

　　同年，有近万名警察被充实到全国各看守所——此前，看守所中的民警与在押人员的比例是8：100，警力严重不足带来不得已的“犯人监管犯人”，曾是牢头狱霸滋生的土壤。

　　当年底，全国看守所监管执法专项检查活动的成果出炉：清理出有牢头狱霸行为的在押人员2207人，其中已有36人被追究刑事责任。2010年初，公安部监所管理局宣布，自2009年4月以来，全国看守所再未发生牢头狱霸打死在押人员事件。一场贯穿整年的“看守所新政”，为羁押体制带来了一丝变革的清风。

　　尽快实现“羁侦分离”

　　遗憾的是，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的大检查、增加的警力以及频繁下发的部委文件，并未终止看守所内在押人员离奇身亡事件的发生：从“鞋带自缢”到“喝开水死亡”再到近日浙江一看守所在押人员的“睡觉死亡”——羁押制度的表现与民众高企的法治期待，仍颇有距离。

　　学界此前呼吁多年的“将看守所交由司法机关管理、实现羁侦分离”的主张，再次被提出。与此同时，实施已逾20年的《看守所条例》，因落后于司法实践，面临迫切的修法需要。2010年1月，一场名为“看守所规范与看守所立法”的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强烈建议尽快修改《看守所条例》。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宋英辉教授留意到，1990年制定的《看守所条例》是根据刑诉法制定的，但刑诉法已于1996年修改，因此，在法律语境中都已消失的“人犯”等词汇，竟还存留于《看守所条例》中。此外，在押人员、已决服刑人员的权利保障，目前法律规定也不充分。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陈卫东教授认为，由于看守所涉及到对公民权利的直接剥夺与限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要求，应当通过制定法律的方式予以规范。他建议，对于审前被羁押人的监管事项立法，可比照1994年出台的《监狱法》来制定。

　　2009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刘白驹就提案，呼吁制定《看守所法》，将看守所交由司法机关管理。相关部门曾给该提案作出过一份言辞恳切的回复，但《看守所法》的制定以及实现“羁侦分离”，迄今尚无下文。

　　条例修改时机已成熟

　　“他们(指公安部门)的确做了不少努力，不过检察机关的监察力度还要加强。”回顾提案递交后的一年，刘白驹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类似“躲猫猫”的死亡案例虽仍时有发生，但能够作为新闻报道出来，“也是很大的进步”。

　　面对羁押制度立法层面的相对停滞，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徐昕执笔的2009年《中国司法改革年度报告》如此评论道：“(公安部门)这些举措力度不大且限于局部，监所问题仍迫切需要通过监所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予以解决。”

　　徐昕注意到，2009年4月，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曾明确提出“保障被羁押者的权利”。这份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计划宣布，将“完善监管立法，采取有效措施，保障被羁押者的权利与人道待遇”，并提出了将被羁押者权利以及监所有关执法标准、程序向被羁押者、家属及社会公开，落实被羁押者约见驻监所检察官制度等方式，从而实现对监所执法活动的有效监督。

　　公安部监所管理局局长赵春光最近公开表示，今后将全面推进“阳光监所”建设，稳步推进公安监管场所对社会开放，提高公安监管工作透明度，扩大公众对公安监管工作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此外，2009年11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布的《拘留所条例(征求意见稿)》已提及拘留所与看守所相分离，并强调执行拘留行动应接受检察监督——这被学界视为羁押体制改革松动的信号。有法学界人士向记者透露，目前，《看守所条例》的修改条件亦已成熟，或将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