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产权，大权利

　　最重要的，是要赋予城乡集体建设用地相同的权益，实行国有建设用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统一市场”，达到“同地、同权、同价”

　　本刊记者 ／杨正莲

　　尊严生活可期，而征途漫漫。如何保障公民的财产权，乃是其中第一要义。

　　3月5日深夜，距温家宝总理重申“尊严”的十几个小时之后，一位自称一直关注“两会”的居住在北京太玉园小区的网友，在没有发现他所期望的关于小产权房的提案时，忍不住在某论坛上表达他的担忧：“几年来，关于小产权房的口水仗太多了，可是我们这些业主的实际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我们的教育、保险、就业等依然面临着被扼杀的命运。”

　　这位网友所担忧的小产权房，是指在农村集体所有土地上建设的房屋。这些房屋由于建造在农村集体土地上，所以没有(其实质为不应)向当地政府缴纳土地出让金，其产权证由乡政府或村委会颁发。由于没有具备县级以上房管部门所颁发的产权证，这些房屋被称之为“小产权房”。

　　小产权房权利之争

　　这位网友不知道，其实本次两会，有一位政协委员的提案，其内容正是小产权房问题。

　　“这几年一直喊(禁止小产权房)，每一次不但没有禁止，反而愈演愈烈。”2010年3月7日，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常委、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提交了《关于妥善解决小产权房问题的建议》。他在这天下午进会场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也认为不要拖下去了，要尽快明确解决办法。”

　　按照《宪法》规定，农村的集体土地，属农村集体所有。“小产权房”由于建造在农村集体土地上，作为农村集体的合法财产，应该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公民房屋财产和土地财产权利。但现行的《土地管理法》却将农民对集体土地的这一重要权利付之阙如。不仅如此，由于与城市政府的利益相违，虽然现实中小产权房比比皆是，但把小产权房界定为“非法”的声音一直强劲。国务院在1999年曾经发文规定，农民住宅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也不得批准城市居民占用农民集体土地建住宅。同时要求有关部门，“不得为违法建造和购买的住宅发放土地使用证和房产证”。

　　而无论是出售还是居住在小产权房中的公民，也无不担心，这一财产是否会永远处于“非法”状态，以及何时会因为与现行法规相抵触而被拆除。

　　上述网友在发帖时的顾虑，也是他所居住的小产权房太玉园小区所有业主的担心。

　　太玉园小区，位于北京市郊区的张家湾镇张家湾村，是北京市乃至中国最大的小产权房小区之一。总建筑规模超过200万平方米，由欧式洋房、中式板楼以及别墅组合而成。

　　2001年之前，张家湾的村民主要以农业种植为主。但他们很快发现，在北京迅速扩大的城市化过程中，盖楼房的收益显然更划算。一个“新农村改造计划”就此诞生：开发商出钱，村里出地，村民以正房一平米顶一平、厢房一平米顶半平的条件住进了楼房，多余的房子则对外销售，收益由全体村民参与分享。由于出售小产权房所带来的收益，张家湾村的村民享受上了难得的福利：村民可以从村里领工资。村集体决定，该村51岁以下的村民，每人每年可获得1800元的粮食补助金；51岁以上的村民，则每年享有3600元的养老金。尽管这些福利不够理想，但村民出售房产、城市人买房之后，为这些新居户服务业带来了村民不少的收益。因此村民们觉得，这一卖房子的主意，比种地收益显然要划算得多。

　　虽然张家湾村自发建起来的这些楼房，属于不被官方承认的“小产权房”，但北京越涨越高的房价，显然为小产权的“繁荣”提供了合理性。

　　太玉园很快成为体量庞大的小产权房小区，并以周边大产权房一半价格的优势热卖。

　　在张家湾村铆着劲儿盖楼房的这些年，全国范围内的小产权房数量也在不断攀升。非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目前小产权房建设面积达60多亿平米，相当于中国房地产业近10年来的开发总量。其中，北京市“小产权房”约占全市商品房总量的20%～40%；深圳市这一比重更高，要占到50%～70%。

　　此时，小产权房的存留就已经不单是业主的利益所系。而关系到一大批具体的公民权益和权利界定问题。太玉园越建越大的这几年，国务院则三令五申，禁止在集体土地上建商品房。

　　2007年，北京、济南等一些地区，强行拆除了一些小产权房。曾经实施“小产权房”办证试点工作的河北省石家庄市，迫于压力而暂停办证试点。

　　在一轮紧似一轮的清查风暴中，太玉园幸存了下来，其平均单价也由当初的2000多元，涨到现在的近5000元，而且二手房交易活跃。

　　农地如何流转入市？

　　2010年3月5日，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列席全国人大宁夏代表团的审议会议时，曾就小产权房表态：“很快就会进行系统清理。”他说，“按照现在考虑，大概一年左右会有调查结果，然后按照小产权房的不同情况来设定政策。”

　　徐的此番表态绝非偶然。国土资源部内一位了解详情的学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二次土地调查结果显示，近年来，全国的建设用地增幅很大，而且有很多没有经过“上面”审批的“违法”用地，小产权房就是其中很大的一块。

　　今年1月29日的全国国土资源工作会闭幕式上，徐绍史也透露，今年国土资源工作将面临五大硬仗，其中，与住建部联手全面清理小产权房将成为重中之重。

　　在那次全国国土资源工作会议召开前不久，国土部与住建部曾奔赴部分一线城市小产权房问题比较严重的区域做了初步调研。两部委调研后认为，所有在建及在售小产权房必须全部停建和停售；将以地方为主体组织摸底，对小产权房现状进行普查；责成领导小组研究小产权房问题，拿出相关处理意见和办法。

　　徐绍史所说的“系统的清理”，显然没有那么简单。前述国土资源部学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部里的确比较重视这个问题，但目前还没有看到实质性的工作安排，清查也只是解决问题的前提，“所谓的百人下基层调研，也只能看到一些面上的东西，不可能很细致，最多也是提供一些政策依据，而不能最终解决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却认为，现在小产权房牵涉的面已经很大很广，若处理不好就会激化一些矛盾：“最好是要妥善处理，我个人认为要分类处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占用耕地的可以全部拆除，而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上的要给予承认，“只要不影响市容和总体规划，为什么不可以在乡村里面出现商品房？小产权房还可以缓解房地产市场的过高价格”。

　　蔡继明关于“耕地上盖房非法、集体建设用地上盖房合法”的这一思路，在许多层面被广泛承认。显然，在小产权如何界定的同时，如何通过土地流转，使得农民参与收益分享已然非常紧迫。2008年举行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可有条件进入市场 ”的观点。而相关试点，则在2005年就开始持续推进。

　　中央政府层面最先为“农地入市”定调的，是国务院2004年提出的 “农村建设用地流转”。 当年的《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认为，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村庄、集镇、建制镇中的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流转”。

　　“农地入市”的切入点，则始自2005年开始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其基本逻辑是，“为农民集中兴建住房，将农民迁出后留下的农民住宅拆除，并进行复耕，使之转变为农用地，与建新地块占用的农用地进行等量置换。”以重庆为例，具体做法是拿出原农村宅基地的20%左右，集中兴建新型农村社区，腾出的80%左右复垦为耕地，然后通过城市购买置换为城市建设用地指标，进而通过市场拍卖。在浙江和成都，则由政府直接整理农村宅基地复垦土地，重新获得建设用地指标，然后再将城市周边的耕地开发为城市建设用地。

　　但这些改革中的关键制度设计中，仍然保留了政府定价、并只有通过政府之手才能入市交易的设计。这种增加地方政府的土地储备、农民并不能成为独立自由交易主体的制度设计，很难突破一些地方政府再次从中牟利的格局。这点备受学者的诟病。

　　蔡继明在此次提案中指出，政府的职责是规划，“得弄清楚，政府是在做所有制规定还是用途管制。”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最重要的，是要赋予城乡集体建设用地相同的权益，实行国有建设用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统一市场”，达到“同地、同权、同价”。

　　人人呼唤教育平等

　　教育乃立国之本。受教育权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之一。目前中国教育面临两大问题：一是教育不均衡，二是教育不公平。政府已经充分意识到教育痼疾带来的危害，并正采取有力措施予以修正

　　本刊记者/刘炎迅

　　“只有一流的教育，才能培养一流人才，建设一流国家。要抓紧启动实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温家宝总理在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中如是说。

　　温总理强调，要解放思想，对办学体制、教学内容、教育方法、评价制度等进行系统改革。两会前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征求意见稿)》也向公众发布。在很多教育研究者看来，这是一份未来十年中国教育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中国的教育不均衡和不平等的现实，体现在农村落后地区就是教育投入低、校舍缺乏、师资人才流失大；而体现在城市，最主要的就是外来人口子女就学难。

　　研究者普遍认为，现在的外来人口，在享受教育公平上已经有了一些进步，但仍然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

　　“高考权”困境待解

　　收入较高的外来务工人员，即便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白领阶层，甚至精英阶层，一旦面临子女上学和高考，同样忧心忡忡。

　　李方平是一名律师，在北京生活了近10年，他对因户籍制度捆绑的教育不平等深感厌恶，“当然，北京市也做了些努力。”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李方平说，北京曾颁发过“北京绿卡”，即“北京市工作居住证”。

　　持有“北京绿卡”，可以“在购房、子女入托、入中小学等方面享受本市市民待遇”。异乡人从“北京绿卡”上看到了在这座城市长久生存的信心和热情。

　　但事实上，绿卡不是灵丹妙药。“绿卡”族的孩子虽然一直在北京就读，却无法在北京参加高考，“部分一时想不开的孩子无奈自杀，让人不免唏嘘。”李方平说。

　　比如李莉，她在北京就读了10年，却因父母持“绿卡”而非北京正式户口，失去了在京高考资格，不得不突然回到完全陌生的原籍保定小城插班学习，教材内容不同，进度不一，多重困境下，她的异地高考一塌糊涂。她的故事被记者写成新闻，广为流传，但也“顶多是让人唏嘘一下而已”。

　　有些在北京或者上海这样超级大城市工作多年的人父人母，无奈之下辞去高薪工作，带着孩子早一些回到原籍，给孩子多一些适应的时间准备高考。

　　有媒体曾报道，2008年，一名一直在京上学的女孩，因参加北京高考报名受阻服毒自杀未遂。媒体报道中引述女孩班主任的话：“这个女生平时好好的，但只要涉及户口，她就情绪低落，不愿意说话。”

　　目前海南、内蒙古、河南和新疆等省市、自治区都明确要求，除户口外，还要在原籍有3年学籍，才能参加当地高考。

　　甚至连王小帅这样的知名导演，也会遇到类似的苦恼。为了做一名真正的北京人，他曾托人做了一个假户口，不幸被查出。在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情绪难平，“现在孩子上学方面的问题，更让我意识到它(户籍)的不公平。”

　　打工者子弟求学难

　　普通低收入的进城农民工的子弟，上不起公办学校，交不起借读费，转而投向私立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很多业内人士和研究人员都认为，这是解决教育均衡问题的一个很好路径，应该予以保障。但现实中农民工子弟学校，面临艰难处境。

　　50岁的山西人蒋茂堂一直在做着类似的努力，遗憾的是，在今年春天来临前，他的努力将暂时告一段落。

　　早在1998年，他就只身来到北京，在一所私立学校里做老师，他切身感受到外省人的子女在京城就学的艰难。于是，他打算自己办一所学校，专门招收外省人的孩子来读书。

　　2001年，他终于将自己的学校落户在大兴，他给这所简陋的学校起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名字——新苑学校。

　　至今十载，他的学校四易其址，原因各有不同。不过幸运的是，他总能在一番周折后，再次找到新址，让孩子们不至于失学太久。

　　但这一次，他真的犯难了，虽然他已经名声在外，并且刚刚被评为全国优秀校长，还到人民大会堂领过奖。城市的扩张脚步踏上他的学校，拆迁不可避免。今年1月8日，学校无奈解散。

　　今年，朝阳、丰台、大兴、石景山等北京区县启动政府储备用地拆迁腾退，30余所打工子弟学校将被拆迁，他的新苑学校不过是其中之一。

　　相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文德小学身上。这也是一所民办的打工子弟小学，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奶西村。有些孩子刚转学至此，在此之前，他们分属另外几所打工子弟学校，那些学校都被拆迁了，有的则永远消失了。

　　孩子们来到这里，期望这所学校能给他们一个安稳的读书之地。但是他们的梦想很快破灭。2009年7月，文德学校所在的朝阳区，开始“推进城乡一体化暨土地储备工作动员会”，在这个声势浩大的政府项目面前，文德学校只能全身而退。

　　能存活下来的学校并不多，啥时复建、选址何方，都是个未知数。因为，另一个关卡制约着他们，那就是“非法办学”。 《中国青年报》的一份资料显示，在朝阳区，63所打工子弟学校中，只有14所拥有官方颁发的办学许可证。

　　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的规定，有些根本算不上学校。朝阳区教委社会力量办学管理所所长张连海接受采访时，就曾坦率地讲，“已经将办学标准控制得低到不能再低了”，才批下来这14所，从2005年开始，再没有打工子弟学校取得过这类许可证。

　　全北京有300所打工子弟学校，取得政府审批的仅有60所左右。

　　资料显示，我国进城农民工数量已超过2亿人。他们身后有7000多万的孩子，其中1400万孩子跟着他们的父母背井离乡，生存在异乡。

　　任何一座城市，面临如此庞大数量的外来子弟，压力都是很大的，数量有限的公立学校显然难以容纳这么多孩子顺利入学。一个极端的例子发生在宁波，那里规定，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如果想进入公立学校和本地孩子一样就读，必须交出他们父母的一系列证明，比如计划生育证明、无犯罪证明、劳动合同证明等等，多达10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