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人的尊严

　　文/沙叶新(当代剧作家)

　　温家宝总理是具有悲悯之心和人文素养的人，所以他常含泪水，所以他言辞动人。他的公开演讲或即席答问，每每引用自己或别人的诗句，文采斐然，诗意盎然：“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寥廓而深邃；那无穷的真理，让我苦苦地求索、追随。”“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都传诵一时。即便在严肃刻板的政治报告中，也有一些情意甚浓的警句格言，令人遐想。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温家宝言之有文，所以行之遐迩，这在高层官场中实为少见。

　　最近温家宝总理有句话，却并不因为文采，也不因为诗意，而是因为这句话的内容引起广泛热议。2月12日他在虎年新春团拜会上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信言不美，至言不繁。3月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他又重复了这句话，而且这次是在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再次宣告的，是代表中央政府郑重陈说的，是要印制在“国情咨文”式的重要官方文件上的，可见此时此地重复此话的重要性非同一般。

　　何谓“尊严”？2月27日，温家宝总理和网民在线交流时有所阐明，他说：一，每个公民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都赋予自由和权利；二，国家的发展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三，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以每个人的发展为前提……要给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说得很好，容我补充几点以附骥。我以为：

　　一、若要让人有尊严，首先让人有金钱。

　　中国政府如今有的是钱，中国的GDP已雄踞前四名之内，国家的钞票大大的有，连美国也向中国借钱。但中国老百姓有钱吗？中国的人均GDP如何呢？据学者刘植荣先生研究，中国的人均GDP竟在世界排名第99位，而我们最低工资在世界183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了第158位，甚至低于32个非洲国家的最低工资。尽管中国百姓的生活水准有所提升，但总体来说还是“国富民穷”！据《望》报道，脱贫依然是非常严峻的任务，中国贫困人口尚有4000多万，这个数字是否“缩水”值得怀疑；即便准确，也可能此处脱贫，另处又贫；甚至贫未脱，反而更加贫，致使贫困人口越来越多。如果很多贫民没钱读书，没钱买房，没钱就医，哪来尊严？更遑论社会底层的农民和农民工，尊严何在？如果大部分刚毕业的大学生，好不容易找到工作，但住的是蜗牛屋，甚至是蚂蚁铺，怎能奢谈尊严！政府要藏富于民，而不是与民争利，才是利民利国之道，也是人民能有尊严的物质基础。

　　二、若要让人有尊严，必须让人有民权。

　　“民权”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核心，在大陆为敏感辞汇，所以绝迹多年，连收辞最为完备的权威辞典新版的《辞海》竟然也不收此辞，10多年以前我们还讳言通行世界的“人权”一词，所以封杀“民权”，也顺理成章。而如今“人权”已经喧腾于口，见诸报章，“民权”也剥去意识形态的硬壳，不再视为洪水猛兽。其实民权就是公民在政治领域里享有的民主权利。廖仲恺有个通俗的解释，他说“民权在法律上说，就是人民有不许别人侵犯他的身体、言论、信仰、住居、集会种种自由的权。”我们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也有类似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对于尊严而言，自由比民主、比平等更重要。    

　　传媒人的底线与尊严

　　文/范以锦( 原南方报业集团负责人)

　　尊严不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在我们的工作和社会生活中随时随处可体现出来。人都有自己的尊严，都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而每个人受到别人尊重时也需要替别人着想，善待他人。有的人得不到别人尊重，有可能是自已骄奢淫逸、违法乱纪、道德败坏，自己坏了自己的声誉。一个人是这样，一个机构、一个群体也是这样。具体到一个单位，它需要在众人中确立自己的良好形象，尤其是那些与大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权力机构，一旦缺失诚信，甚至欺负百姓、损害民众利益，其权威和尊严也就荡然无存。大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需要它的尊严，需要国人共同维护。

　　不同行业的权威和尊严，是通过自已的员工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如果是国家的公共权力部门的员工，它的言行不只是对自身单位形象的影响，它还会直接影响政府的权威和尊严。

　　传媒是社会公器，要为民众说话，在维护民众的利益中树立自己的权威形象。同时，由于我们国家媒体的特殊属性，它实际上也附属于公共权力，所以传媒的行为如何也会影响国家和政府的形象。因此，媒体的权力需正确运用，决不能当作私器滥用。传媒报道失实或老说假话不讲真话，就会失去信誉，失去传媒的权威性，乃至失去尊严。在新闻报道中，发生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事，自然也就损害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非易事。传媒人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是勇往直前还是稳扎稳打，“前进与后退”“出击与收手”“坚持与妥协”乃至“冷与热”的度的把握，既考验传媒人的勇气和智慧，也关系到传媒单位和传媒人尊严的底线问题。需要一定妥协，也需要维护尊严，这里有一个底线把握的尺度问题。

　　媒体要生存、发展，必须平衡好影响媒体生态环境的三种力量：组织的力量、大众的力量、市场的力量。组织的力量，也就是政府组织部门的力量。管理得体的政府部门往往能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政府管理部门与媒体友好相处，各自维护自己的尊严。但不排除某些地方政府隐瞒实情，发布虚假信息，还要媒体无条件执行，媒体如果“照猫画虎”执行，也就突破了道德底线。从大众的力量来看，读者是上帝，只有采编出读者喜欢看的新闻，媒体才能生存下去。受众不满意、不买账，传播无效果，就失去了办媒体的意义。但又不能简单地屈从“读者需要什么我就采编什么”，如果这样做就有可能让低俗的新闻产品泛滥成灾，影响精神产品的社会效益，也影响了传媒自身的形象。市场的力量，就是传媒业生存、发展的物质条件。最直接的说法就是，媒体的生存很大程度依赖广告。媒企关系如何处理是一个难题，碰到事关舆论监督的事，广告客户要求撤稿怎么办？这里有一个底线的问题。如果是一般的问题，可见报可不见报的不见报，与企业沟通让他们自行改正。我想，这种妥协也属正常范围。如果问题很突出，其他媒体都在报你却捂住不报，有的甚至还通过“正面报道”为其掩饰问题，这就突破了道德的底线。有的传媒为了拉到广告，以舆论监督相要挟，或者收了谁的钱，受托专揭竞争对手的问题，这就不是正常的媒企关系了。一旦媒体失去了道德的底线，也就失去了传媒自身的尊严。

　　传媒人在践行新闻理想、履行职责的过程中，也无法回避“尊严”的话题。

　　我想起了孙志刚，想起了孙志刚事件之后的《南方都市报》、南方报业曾经出现的生存环境。

　　当年孙志刚非正常死亡，其父上访政府部门和徘徊广州街头寻觅支持者，为的是寻找公道和找回尊严。其处境引发传媒人的同情，引发对无视生命行为的不满，也引发对收容制度的反思。面对死者家属正当的诉求，难道能无动于衷吗？《南方都市报》作为有良知的主流报纸，视珍惜生命为已任，冒着风险介入调查，弄清真相，为死者及其亲属寻回公道，维护了人的尊严。

　　《南方都市报》刊发相关报道后，广东省领导组织观看了孙志刚被打的过程的录像，引发了领导的义愤，在中央和省领导的过问下，孙志刚之死终于弄个水落石出。那些摧残生命的人被绳之以法，那些营造不良生存环境的人也被追究责任。孙志刚及其亲属的尊严得以维护，乃至后来持续多年的收容制度的取消，更是为多少人挽回了尊严。

　　然而传媒人维护尊严有时也得付出代价。后来发生的“南都案”，就是对人的尊严的挑战。与不正当的权力较量，其实是很难的，但为了守住底线必须冒风险。

　　传媒职业是敏感的职业，是在纪律严明的氛围下工作，在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下、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较多的状况下，传媒人理解管理部门的难处。传媒人碰到逆境、遭遇某些挫折，也不足为怪。但是，像“南都案”这样的事件完全不是管理范围的事了，已经是有人避开正常的管理部门，以其个人的某些特定权力恶意制造冤假错案。这种劣行，不仅是对南都、南方报业的打压，还严重败坏了司法和政府的形象。“三老”、现职领导蔡东士、南方报业在职人员和退休人员都起来抗争，这是因为触发了我们应有的底线——尊严。          

　　法律人的尊严在于独立

　　文/滕彪(知名律师)

　　我学法律、教法律，也做兼职律师，平时打交道的大多是各种各样的法律人。法律人包括法官、律师、检察官、法律学者等以法律为业的人。这个“业”不仅是职业(vacation)、专业(profession)，更是一种志业(calling)。

　　法律人的尊严直接体现着一个社会法治化的程度，而法治化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在砸烂公检法、“无法无天”的时代，法律人不可能有什么尊严，任何一个公民也不可能有什么尊严。30年来，虽然偶有曲折，但整个中国是在朝着法治化的方面迈进。法律体制越来越完善，法律职业化程度和法律人的素质越来越高，法律规则在管理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法律人的尊严感和每个公民的尊严感也在逐步提高。

　　但是，还有一些地方让人无法满意，需要改进。我结合自己的一些经历来说说律师的尊严。

　　本以为律师职业是独立自治的，有关部门和领导不会干涉太多，但很快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一个案子能不能接，要经律师事务所主任审查，尤其是涉及群体事件的或其他“敏感”的案件。因为律师事务所的生杀大权掌握在司法局手中，得罪不起。

　　“年检”可算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本来拿到律师资格证和律师执照，就可以从事律师职业了，但每年都有一大关要过：律师证必经司法局盖章，方能继续有效。这种政策下，很多律师不接敏感案件，进而不接刑事案件，进而不接行政案件，甚至不接案件，只做非诉讼法律业务。

　　我访问欧美一些国家时，询问政府和律师协会的关系。人家回答说，没什么关系。以法国为例，律师协会只有一件事需要和政府打交道，那就是律师参与法律援助的经费不够的时候，可以向政府要钱。举凡律师考试、资格颁发、纪律制定、惩戒、收费等，政府均无权干涉。律师执照每年由政府审查注册，简直是天方夜谭。

　　在我国，刑事案件律师参与率很低，除了专业、兴趣、经济收入的原因之外，更多的是风险。刑法专门为律师准备一个单独的罪名——律师伪证罪。这个条款对刑事律师行业的打击几乎是摧毁性的。有些律师在为被告人辩护时，直接被戴上手铐，从法庭上抓走，这绝不是小说情节。

　　我喜欢刑事辩护。不管一个人犯下多么可怕的罪行，被逮捕关押送到被告席上，他都是一个弱者，刑事诉讼甚至被比作“国家与公民个人的一场战争”。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个个都是老大难。我介入的刑事案件里，很多都有刑讯逼供现象。但我提出刑讯逼供问题，很少被法官接受。因为司法不独立，不少案子法官做不了主，要听庭长、院长、或审判委员会的。

　　我有时会奢想，法官要像西方国家的同行那样，多牛啊，总统都要向他(她)宣誓。律师的才能在于通过法庭辩论说服法官，但如果听审的法官决定不了案件，律师和法官都不会有什么尊严。

　　在辩护过程中，法官有时候无法保持中立，屡屡打断律师发言。律师也许准备了一大堆证据，一大套法理，一大篇“结案陈词”，但是法官会说“请你简单点儿”“这个与本案无关”“时间关系，庭审到此结束”“庭后提交书面辩护词吧”。——你想学林肯、丹诺，可你连随便站起来的权利都没有，不能在法庭上走动，希望出庭的证人常被拒绝，更没机会对控方证人交叉询问，甚至想说的话都不能说完。

　　尊严体现在细节之中。我到全国各地法院办案，有一个很深的体会：法院大楼越来越豪华气魄，大门越来越宽，但律师和群众从这里进不去——必须绕到侧面走窄窄的门。往大了说是法院的位置没摆正，往小了说就是欺负人。

　　需要大力改革司法制度，才能有法律人的荣誉。而完善司法制度离不开法律人的具体行动，每一次开庭，每一次辩护，每一个判决，每一个立法。    ★

　　我的两个职业

　　口述/魏明伦(戏剧表演家)  整理/魏然

　　我游走在戏剧家与杂文家之间。戏剧是我的本行，杂文是我的第二职业。我觉得，这两个行当，谈及尊严来，各有特殊现象。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戏剧发展成就可观，有目共睹，可以说是硕果累累。但是与影视等这些走红的门类相比，处于泛娱乐时代的中国戏剧，是“台上振兴，台下冷清”。“台上振兴”，指的是赛台，人才辈出，好戏连台。我当了二十年的全国政协委员，发现在文艺组，光是京剧表演艺术家的数量，并不少于影视明星。国家给予京剧演员极高的政治待遇。而且，他们出入中南海、紫光阁的频率比影视明星还要多！政治地位高、社会地位高，经济收入也不菲，可谓大大的有尊严了。

　　另一方面，从全国戏剧而言，台下冷清，观众稀少。繁荣在赛场，寂寞在市场。除京津沪之外，地方上的剧团，尤其是市县级戏剧剧团，多数名存实亡了。少数死不了，也活得不好。

　　绝大多数戏曲艺人已经被社会边缘化了，地位卑微，经济菲薄。“艺高难买三间屋，名优不值一百元！”事业无用武之地，生活有后顾之忧。他们有何尊严可言呢？我作为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每当想到我的队伍里还有不计其数的底层戏剧家如此穷困，如此卑微，真是情何以堪！

　　再谈谈杂文家，这是当代一个极为特殊的群体。这个群体，至今仍没有受到主流社会应有的重视。在我看来，这是最有尊严的一个群体，是最有骨气的一个群体。杂文为何物？天下太无道，不准庶民非议，庶民不敢公开非议；天下太有道，放手让庶民非议，庶民则无可非议。当社会进入新旧交替、美丑交织，光明与黑暗周旋，真话与假话角逐，改革与保守碰撞，开放与封闭拉锯，法治虽不健全但又保持着相对的民主，这个时候，杂文应运而生。因为有一定程度的民主，杂文可以揭示；同时又有一定范围的禁忌，揭示便受局限。而局限，正好因势利导，构成杂文艺术的特征之一：曲笔。

　　我觉得，当今正是杂文时代。杂文吸取了网络文化的精华，又淘汰了网络文化的糟粕。杂文队伍在壮大，杂文水平在提高，杂文读者在增加。《杂文选刊》和《杂文月刊》的市场不小，《杂文选刊》每期发行几十万册。现在应是建国六十年以来杂文发展最好的时代。

　　遗憾的是，杂文家这个群体并没有被我们主流社会器重。他们不是大款大腕，却有大智大勇，可见人的尊严不完全由经济社会地位决定，富得流油不等于尊严盖世。“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才是人的至高尊严。杂文家们以国家前途为胸中雷电，以苍生疾苦为笔底波涛。

　　杂文家似乎成为我们主流社会、主流文化“畏”而远之，甚至“恨”而远之的群体。杂文像一个伟大的问号、惊叹号，不是歌功颂德的文体。常见大力提倡“振兴戏剧”“振兴武术”“振兴文学”等等，我从来没有听官方提过“振兴杂文”。各种戏剧节、艺术节、汇演、庆典，各种奖励，给有尊严的戏剧家增添社会荣誉，名利光环。但是杂文家没有这种机遇。何曾有过“杂文节”？更不要梦想有“中国戏剧节”那种高规格的“中国杂文节”了。杂文家开会都是自己组织，自我调侃，“杂文节”变成“杂技节”那就热闹了。

　　好心人劝我多写戏剧，少写杂文，写戏剧换来利益，写杂文拾来风险。我笑答，杂文家不要跟别人比奖状，要比谁收到的恐吓信多。其实，这个群体对社会有很大贡献。我觉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应向杂文家学习。许多优秀杂文，比代表委员的提案更言之有物，更持之成理。董狐笔，鲁迅风，所谓“爱之愈深，言之愈锐”。

　　可惜，我没有见到一位杂文家进入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的行列。我的全国政协委员头衔是用戏剧家的成就取得的。但杂文家却是最有参政议政热情，也最有参政议政能力的一个群体。我对这个群体充满了敬佩。杂文家们不图从杂文中得到名利，一心只争取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我呼吁——让有参政议政热情和能力的杂文家代表走进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会堂吧！             ★

　　我们的尊严进步了

　　文/朱学勤 (著名学者)

　　3月开学，正是师生见面最繁忙的日子，无暇看电视和报纸。此时开“两会”，我多半犯糊涂。先是新浪网编辑来电话，要我谈两会，只能如实相告，不知新闻故而不敢谈新闻；后《中国新闻周刊》来电，说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出了一个新看点：温家宝讲政府所作的一切，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这一说法令人耳目一新。

　　在普遍饥饿的年代，民众不是为尊严，而是为吃饭苦苦挣扎，甚至付出生命代价。饿死3000万人的惨痛不提了，谨举最近网上披露旧闻一例：1960年8月2日，太原市公安局发现路边小树上有反动标语：“为吃饭，打倒XXX”。为此，该局公布此案为反革命案件，发动全市普查。在那个年代，这类案子不难破，书写者肯定被打倒，多半是活不下来。

　　相比这样的时代，改革开放接受“人权”这一提法，将人权定位于“温饱权”(其实是吃饭权)是一大进步，理应肯定。30年前这样说，是可以的，30年后还这样说，就不像话了。中国早已解决“温饱”问题，按GDP计算，已经超过德国，到年底或可超日本，在如此富足的年代，再将“人权”定位于“温饱权”，岂非授人以柄？

　　还应该表扬的是与“尊严说”配套，此次两会举手表决“选举法修正案”。其中最大亮点是“城乡同票同权”。以前农民只享有城市居民选举权的八分之一，后改为四分之一。回想上世纪90年代末，三农问题吵得沸反盈天，有记者找我采访，要我说说改革开放从农民、农村、农业开始，二十年过去，为什么三农成为负面危机？我先问他一道算数题，小学生都会算：五分之三大，还是四分之一大？他说五分之三大。然后我告诉他一个史实：1787年美国制宪会议曾为南方黑奴的选举权吵得一塌糊涂，差一点崩盘。南方种植园主为扩大众议院议席，提出南方的黑奴按选举人口算，有一个算一个，北方不干，认为这是欺骗与讹诈。双方讨价还价，在零与一之间对价，最后摸到零点六即五分之三，每一个南方黑奴算五分之三选举人口，制宪会议渡过难关，胜利闭幕。华盛顿兴奋至极，称之为“伟大的妥协”。

　　记者听我一席言，立刻明白我的意思：三农之所以闹危机，就在于农民的根本政治权利——选举权，还不如两百年前的美国南方黑奴，四分之一小于五分之三！牵牛要牵牛鼻子，这才是牛鼻子所在。当时为三农发言的学者专家没有一个牵住牛鼻子，都是在外围打转。国共决战，用陈毅老总的话来说，淮海战役的奇迹，是“五百万民工用小车推出来的！”农民用小车把共产党推进了城，却只能享有城里人八分之一的选举权。农民的政治权利从八分之一进步到四分之一，花了42年(1953～1995)，从四分之一到同票同权，花了15年(1995～2010)。这是历史性的重大进步，理应获得更大的表扬。

　　农民与市民同票同权后，下一步就是城乡居民如何共同前进，如何共享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