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农民工代言人

　　康厚明(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第一市政公司工人)

　　心语：就能力来比较，我或许比不上其他代表，但就积极性来说，我问心无愧。做人大代表是有期限的，但帮农民工维权，是没有期限的。

　　过去四年履职生涯中，作为“农民工代言人”，我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帮农民工维权上。

　　去年底，我帮五六十名农民工要到拖欠了两年的工钱，总共有50多万元。这些农民工，两年前在巴南区某公园承担了建筑、绿化任务。项目进展到一半，开发商发生更替。农民工找原来的开发商要工钱，他们说项目没完工，结不了账；新开发商又说前期的活不是为他们干的，也不认账。我不是什么官，但大家找到了我。临近年尾，我和包工头一起，一个月里到相关部门跑了十多次，终于使新开发商作出让步，让工人们在元旦前夕拿到工钱。

　　并不是每次维权都能成功，反而失败的次数要高出许多。去年，一位在大渡口某钢结构厂打工受伤的农民工找到我，希望能帮着讨要赔偿。他是一级伤残，基本瘫痪了，不算后期护理，至少也得花七八十万元。我后来跟这位农民工的老板亮明身份，要求说明情况。结果也未出我所料——老板推脱说“治疗成本太高，况且合同是跟劳务公司签的，要赔偿找劳务公司要。”

　　对我来说，遇到这种难题算得上家常便饭了，很多时候我都无能为力。由于用工合同不规范、未参加工伤保险等原因，许多农民工在索赔时困难重重。遇到好心的老板，兴许会多给几个钱，但他们也都有承受底线，数额大了就会想方设法地推脱。最终，在我的协调和说服下，那位一级伤残的农民工得到了初步治疗，但远还谈不上康复，只能今年再争取了。

　　除了农民工，经常找到我的还有工会、劳动局等部门，其来意多是让我以农民工代表的身份讲情况、提建议。

　　我不会说大道理，只会实话实说、有啥说啥。去年一次座谈会上，听着有些老总说到企业为工人缴纳保险的比例很高时，我坐不住了。轮到我发言时，讲的全是当下还存在的问题：农民工和城镇职工缴纳的险种不同，保障水平有不小差异；农民工在城市打工，参加的却是农村医疗保险，在城里医院看病的报销比例太低。其实说问题也是建议，至少要让大家知道农民工的真实处境。

　　就能力来比较，我或许比不上其他代表，但就积极性来说，我问心无愧。随着履职经历的丰富，我的观念也在转变，以前只想“就事论事”，现在开始从宏观上、根源上思考问题，学着从完善法律、完善工作机制等方面提建议。做人大代表是有期限的，但帮农民工维权，是没有期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