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3月11日电 “增加农民工代表数量是好事，但农民工的居住地和户籍地往往不同，选举名额究竟给户籍所在地，还是给实际居住地？” 3月11日，在全国人大贵州代表团的一场小组会上，贵州省副省长禄智明代表这样发问，引发了关于农民工代表的一段热议。

　　“有的农民工在外地做的很好，回老家反而‘知名度’没那么高，选上代表就很难。”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吴晓灵代表说。

　　“增加农民工代表人数，最好有具体比例，便于执行落实。”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苟天林代表说。

　　“‘农民工’这个称呼，社会上很多人都觉得带有歧视的色彩。”贵州省安顺市文联主席姚晓英代表换了个角度，把话题延伸了一步。

　　“还有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旁边的一名代表补充说。

　　“对，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随父母进城的子弟，他们的教育、发展确实都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吴晓灵代表对此高声附和。

　　“城市化不是简单把农民工搬进城，而是让农民工享受平等的城市公共服务。”

　　“随迁子弟长期在外地生活，到了高三再回老家，连课都听不懂，要好好研究‘就地高考’政策。”

　　“有的新生代农民工离开家乡时间久了，种地也不会、城里也不认账，就容易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

　　代表们你一言我一语，而说到怎样解决问题，会场里的气氛更是非常活跃。

　　“如果同是建设用地，应该允许农村集体土地进入市场，与城市的土地同权、同价。”吴晓灵代表的话掷地有声。

　　“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行居住证制度，农民工可以按照居住证来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苟天林代表如此建议。

　　“农民工代表议政，体现了社会的民主进步。我建议，不仅是全国人大的选举，包括各级会议的选举都要体现农民工代表。可以先在一些地方开展试点，摸索出一套选举的办法。”贵州省省长赵克志代表的发言很像是“总结”。

　　“对！无论农民、工人还是知识分子，都是公民，都应当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代表们对此纷纷表示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