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7月，中国发行第一张福利彩票。此后20年间，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彩票业发展迅猛，但引发的各种问题也不容忽视。

　　 弊端丛生中国彩票业

　　 “不劳而获、以小博大”是人的一种天性。国家不发行，打击又不力，市场份额被地下私彩完全占领，引起的社会问题会更大。彩票由国家垄断发行，将人性的贪欲与公益事业相结合，这正是它的奥妙所在。

　　 发行彩票目的有三：一是满足人们一夜暴富的心理，二是取得一定量的社会公益事业资金，三是打击地下私彩。

　　 当今中国，彩票购买主要群体是中低收入阶层，他们普遍缺乏健康的娱乐手段和稳定的投资渠道，并且不了解基本的科学概率常识。在这种情况下，发行彩票根本不应当是为了销量或公益金最大化，而应在综合考虑彩民心态、彩票发行可能导致的社会问题、地下私彩等多方面因素的情况下，在人们对博彩有现实需求的前提下，提供比地下私彩更为“优质”的服务，并通过价格、税收、宣传以及法律等手段将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尽量缓解，这才是国家彩票发行的要旨。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并存着民政部发行的福利彩票和体育总局发行的体育彩票。两大彩票发行部门在一些地区和某些彩种上发生过激烈甚至是两败俱伤的竞争。例如，2002年5月福建省福彩推出新玩法“22选5”的第三天，体彩就同样推出此一玩法，最终遭到国家主管部门的一并封杀。

　　 两家发行部门进行一定程度的竞争，有助于提高彩票业的运作效率，但却不应当如某些专家所建言的，再增发“教育”、“环保”等名义的彩票。否则，后果将是各发行主体为吸引彩民，恶性竞争，抬高返奖率，最终将造成重复建设，公益金减少，彩票也就失去了发行的本来意义。

　　 由于政府垄断发行，缺乏有效监督，曾爆发如“双色球开奖结果与视频录相不一致”以及“陕西体彩宝马案”等一系列丑闻。其实，彩票的实际操作应当由企业化的组织来完成。行政机构进行管理，企业公司具体运作，这是当前世界各国彩票业最为普遍的经营模式，也应当成为中国彩票业与国际接轨的一个重要标志。

　　 按玩法划分，彩票可分为传统型、即开型、乐透型、数字型、竞猜型和视频型等6种。目前我国现状是多彩种并存，但各彩种结构不尽合理，尤其是更近于赌博性质的彩种销量比重过大，或者被发行部门列为新的增长点。

　　 数字型彩票3D和排列三，与地下六合彩在规则玩法、人们投注心态以及骗子网站的骗术等方面都非常相似。这种彩票的销量比重占到了我国彩票总销量的近50％，而在彩票业成熟的欧美各国仅为10％。足球彩票，尤其是单场竞猜型，完全就是赌球。视频型的中福在线，纯粹就是老虎机，其发行部门民政部却将其定位为2007年的新增长点，销售任务定为100亿元。

　　 实际上，最容易引发社会问题的，也正是上述三类“彩票”。

　　 国际市场上，销量比重最大的是乐透型彩票，占到一半左右。即开型彩票在美国销量比重高达50％，在欧洲也有近20％，但在我国却不及1％。传统型彩票在大陆已经停售，但在台湾，每年传统节日仍然发行，销售情况不差。

　　 可见，传统型、即开型和乐透型这些国际流行的彩票在中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应当发行那些更接近赌博的新品种。这些彩种在推出前后，相关部门也专门到国外进行了考察，进行了长时间的论证，但为什么就看不到它们背后隐藏的可怕后果呢？

　　 由于中国彩民判断力的缺乏，导致目前社会上存在大量关于彩票预测的“理论”，还出现了数以万计的以彩票预测为幌子的骗子网站。但这些网站居然没有被强大的网络监管部门查封，并在网络搜索中盖过了官方网站，这实在令人遐想联翩。

　　 同时，彩票发行官方网站“中彩网”和“中国体彩网”也充斥着各种预测信息和极具诱惑性的宣传口号，如“临汾刘女士跟踪和19，终获大奖50万”、“超级大乐透，超越500万”等。一些新闻媒体也用极度夸张渲染的语句报道某人用几十块甚至几块钱中得上百万或上千万元巨奖，却根本不提这种情况实际上比被雷击死还罕见。

　　 彩票本就是一种博彩品，政府却千方百计地宣传它只是娱乐而没有赌的性质，这只能引起人们的逆反心理。

　　 笔者认为，网络监管部门要确实行动起来，彻底查封那些骗子网站，彩票发行部门也应向公众声明，其中奖号码没有任何规律，专家学者应向民众普及基本的概率常识，相关媒体对于彩票中奖情况的报道也应不仅仅是为了吸引读者眼球。

　　 “不良消费品”

　　 博彩品分为赌博（Casino）、赛马（HorseRacing）和彩票（Lottery）。三者相同之处在于，参与者都企盼凭借幸运（有时稍微加上一点智力因素）而“不劳而获”地取得收益。但彩票与其他博彩品尤其是赌博也有一些差异。

　　 首先是竞猜对象，赌博对象可谓五花八门，威廉·希尔赌博公司甚至为卡米拉与查尔斯王子婚礼所穿礼服的颜色下注，彩票则以数字为主。二是返奖率，赌博的返奖率高达90％~95％，彩票在世界各国基本都在50％左右。三是发行主体，赌场由私人经营，利润归赌场支配，彩票由国家垄断发行，公益金用于社会福利事业。四是参与人群，参与赌博的人收入相对偏高，其目的还包括娱乐、社交等，购买彩票的人群多集中在中低收入阶层，目的主要是中大奖。

　　 彩票最吸引人的地方是花很少的钱就有机会中大奖，当然，这个机会很渺茫。为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彩票的价格很低，中国是2元一张，英国是1英镑一张。购买彩票能满足人们追求刺激、悬念的心理特点，在平淡的生活中增添一份期盼。但是购买彩票往往又会上瘾，如果过于痴迷，将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2005年4月，河南一男子梦想一夜暴富，为购买彩票竟将自己的亲生儿子以9000元的价格卖掉。2006年7月，陕西汉中市一女出纳挪用50万元公款买彩票，一无所得负疚自杀。2007年4月，四川成都市一居民因缺钱买彩票，向家人要钱遭拒后，杀害母亲及哥嫂。

　　 必须明确，彩票不是投资。首先，彩票的返奖率远远小于1，并且购买量与中奖之间没有特定正向联系。例如，2006年10月,河北乐亭一位彩民仅投注450元,就中得10注双色球头等奖，总奖金高达5000万元。而2007年4月，也是在河北，邯郸市两名银行工作人员盗取金库巨资，将其中4300万元用于购买彩票，却一分未中。

　　 其次，彩票本身中奖概率极低，收益与风险根本不成比例。目前国内销量最大的彩种—双色球，头等奖中奖概率仅为1800万分之一。2006年6月间，这种彩票头奖全国共开出21注，而同一时期全国被雷击身亡的人就有82个。

　　 第三，绝大多数彩票，如双色球、七星彩、排列三、3D等，中奖号码完全随机决定，凭借如缩水、旋转矩阵或追冷号码等任何方法指望预测中奖号码，都是徒劳的。足球彩票稍具智力性，但更多的是偶然性，有人正因不懂足球误打误撞而中得大奖。例如，中国足球彩票胜负彩第01005期，上海一唐姓彩民，因其外婆误将曼联队的结果“3”听成了“0”，投“错”了号码。结果曼联队暴冷主场输给弱队，当期全国一等奖只有8注，而这位幸运的阿婆仅用48元就中了五注，总奖金为5875580元。

　　 可见，彩票带有博彩性质，是一种类似烟酒的不良消费品，它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一种投资品。

　　 公平之痛

　　 国际上，在研究彩票发行的福利效果时，普遍的方法是比较发行彩票取得的公益金给按收入、种族或教育水平等标准划分的社会各阶层所带来的收益，与这些阶层用于彩票的支出之间的关系。

　　 学者Borg对美国伊利诺斯州1984年9月至1986年3月间，518位一次性中奖超过600美元的家庭进行了调查。当时该州彩票公益金主要用于公立学校的教育经费。研究发现，购买彩票越多的家庭，收入越低，其孩子在公立学校就读的机会越小。这意味着彩票作为一个桥梁，将穷人的钱用来供富人的孩子上学。并且，将彩票公益金用于教育经费时，其他用于教育的基金就相应地减少，这样就产生了完全的“挤出效应”。

　　 Borg与人合作，在2004年又进一步研究了佛罗里达州利用彩票公益金实施“光明未来奖学金”的情况，也得出了完全相同的结论：彩票作为一条渠道，将资金从穷人反向转移给富人。Borg表示，这是不公平的。

　　 我国彩票公益金的使用途径在不断地改变，由过去主要用于福利和体育事业，转向为更多地用于社会保障基金。2002年，这一比重为27.4％，而到了2006年，则接近50％。当年福利彩票交给中央财政的75亿元公益金中，直接由民政部用于福利事业的仅有6亿元，其余69亿元全部用于社保基金。福利彩票公益金“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使用理念，有逐渐沦为虚假口号之嫌。

　　 将彩票公益金用于社保基金，是非常不公平、低效率也是根本没有必要的。首先，彩票购买者中，40％为工薪阶层，30％为农民工，10％为离退休人员，只有20％是中高收入人群体。可见，彩票购买主体少有甚至没有享受社会保障，向他们销售彩票，将公益金用于社保基金，完全是“劫贫济富”。

　　 其次，彩票销售额中，公益金比重为35％，发行费用为15％，即使不考虑彩票引发的社会问题，也相当于用0．42元的成本收1元的税，远远高于我国1％的“税收成本”水平。

　　 最后，我国财政收入增幅远远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幅，2006年为21.9％，总量达到了37636亿元，而当年彩票公益金共计仅为277.6亿元。从哪里省不出钱来补充社保基金，为什么非要通过彩票来“转祸甚至加祸于民”呢？

　　 如何解决，至少是缓解彩票公益金使用的不公平问题，是世界各国彩票业共同面临的难题。中国就不能成为一个好榜样吗？

　　 笔者认为，公益金要实现“取之于谁，用之于谁”，应当主要用于城市最低收入保障、农民工及其子女医疗社会保障和教育费用等，并且其使用情况应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公开，以满足公众知情权。

　　 地下私彩的挑战

　　 在公立彩票发展的同时，地下私彩——城市中的地下赌球，农村中的地下六合彩——也迅速在中国大地蔓延开来，并呈愈演愈烈的态势。这与政府打击不力和公立彩票的不完善直接相关。

　　 以地下六合彩来说，横行中国已近10年，值得反思的东西太多太多。香港回归祖国已10年，内地与香港的信息交流日益频繁，但至今仍有大量人群相信香港六合彩的特码有玄机，甚至相信温家宝总理与“香港六合彩公司”签了合同，为帮助农民致富，通过某些节目来向彩民们“透码”。以至全国各地许多彩民通过收看中央电视台节目如《天线宝宝》、《天气预报》、《天天饮食》等来“推测”特码。遗憾的是，中央电视台长期未对此事做出澄清。

　　 一些地方领导觉得地下六合彩问题不足为虑，认为老百姓没钱赌，地下六合彩也就自然消失了。这完全是不负责任的执政心态。

　　 足球彩票的发行，虽然经过长达3年的所谓论证，但只是简单复制国外足球彩票玩法，结果导致问题多多。2002年世界杯期间，体育总局竟然发行了“中国、巴西、土耳其”同进八强这样不可能中奖的彩票，极大地伤害了广大彩民的感情。

　　 雪上加霜的是，随后的赛季，由于英超版权之争，足球彩票选择了激烈程度小、中国球迷所不熟悉的法甲和德甲。此时，已熟悉盘口、赔率的足彩彩民，被激发的需求在公立彩票这里得不到满足时，转向地下赌球也就自然而然了。结果是此后足彩销量一路下滑，地下赌球却日渐猖獗。实际上，足球彩票为地下赌球做了一次极好的免费广告宣传和参与者培训。

　　 应对地下私彩，有学者认为中国应当放开博彩业，理由是“与其民营，不如官办”。但实际上我国彩票业一直实行的是“向右拐、打左灯”的策略，尽管名义上没有放开博彩业，但实际上却早就开始发行打着彩票外衣以取得“合法”身份的各种博彩品，如排列三、3D、足球彩票和中福在线等。

　　 还有人提出，应当提高公立彩票的返奖率。但50％的返奖率是世界各国通行的标准，有的国家甚至更低，如意大利的足球彩票返奖率仅为38％。事实也证明，中国足球彩票返奖率从原来的50％提高到65％以后，销量仍然下滑。

　　 可见，为了打击地下私彩，首先应当做的是树立公立彩票的信誉。最为重要的则是，使广大公众真正认识到，购买彩票或参与地下私彩是概率极低、风险极大的行为，决不是赚钱的正常途径。在目前我国公立彩票运行效率低下、打击地下私彩极度不力的情况下，幻想以进一步放开博彩业或提高彩票返奖率来打击地下私彩，完全是饮鸩止渴，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将远远超过政府取得的公益金。

　　 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杀敌一千，自伤八百，打击地下私彩，会使公众认识到不管谁发行的彩票，都没有中奖规律，都是赔多赢少，公立彩票的销售必然也会受到负面影响。这又回到彩票的产品属性和发行目的上来，彩票作为一种不良消费品，由国家垄断发行，仅仅是为了“两劣相权取其轻”。如果因打击地下私彩而导致公立彩票销量减少，那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恰恰是一件大好事。（作者：李刚 单位：上海师范大学金融学院彩票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