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区扎堆生孩子，并不仅仅是因为生育高峰，更多是因为年轻父母的“人来疯”。

　　“这辈子的主题就是排队”

　　“3年后，说不定我们又会见面呢，在某家幼儿园门口，给孩子排队报名。”

　　“下回见面一看，哟！这人真面熟。排队的日子从今天开始了，排完幼儿园排小学，排好小学排中学。”

　　“是呀，我们这辈子的主题就是帮孩子排队！”

　　2007年情人节的凌晨3点，10多个年轻男人站在长宁区妇幼保健院门口，聊得热火朝天，上海冬天冰冷的毛毛雨撒在身上，他们全然不觉。刚认识不久，他们却都熟络得像交往多年的哥们，但交情归交情，几个小时队形还是没变，每个人都捍卫着自己来之不易的位置。

　　他们中多数人是准爸爸，为了能让自己的孩子出生在一家满意的医院，从上海市的四面八方赶来，站在寒风中彻夜排队。这家医院每天只接受15名外区籍孕妇“建大卡”，只要能在这个晚上排进前15名，就没白辛苦一夜，拿到号，自己的爱人就拿到这家医院的通行证。

　　情人节是一个开始。徐峰要开始为自己的爱情和家庭承担重任了，第一个任务就是半夜去排队，爱人已经怀孕4个月，“钦点”长宁区妇幼保健院。徐峰觉得自己真够幸运，自己第一次来就排到号，队伍里第二次排队的人不在少数，一位父亲给怀孕的女儿排队，已经来了第三趟。

　　前一天，徐峰提前下班，从陆家嘴的公司赶到长宁区妇幼保健院，咨询孕妇初诊和建卡。在上海市，孕妇怀孕16周后，可以拿着在户籍所在地地段医院建立的孕产妇健康手册，到医院妇产科“建大卡”，只要在一家医院“建大卡”，以后孕期检查和分娩都可以在这家医院完成。对于那些紧俏的医院，建了大卡，孕妇就进入按部就班的程序，不用担心挂不到医院的号了。长宁区妇幼保健院是一家区属医院，医院规定每天给外区户籍的孕妇建卡，限制在15人。

　　“凌晨3点前来排队，晚了就没号了。”保健院保安对徐峰说。徐峰不甘心，想“贿赂”保安，让他高抬贵手给个“内部号”。又是恭维又是装可怜，捣了不少浆糊，保安还是铁面无私。“来排队吧，跟我说没用的，给我一条‘中华’也没用。”保安堵住了徐峰的嘴。

　　“歪门邪道”看来希望渺茫，只有一条路：排队。家在青浦区，乘车到医院至少1小时，徐峰决定住在离医院不远的亲戚家。闹钟调到凌晨2点，亲戚也十分理解排队的重要性，半夜爬起来开车把徐峰送到医院。凌晨2点25分，徐峰到达医院门口时，已经有6个人排在前面了。

　　最早到的人是夜里12点半来的，徐峰后来从聊天中知道，一开始先到的几个人躲在住院部暖和的大厅里排着，2点多，好心的保安叫他们赶紧出来，到挂号大厅门口站好位置，以免后来的人插了队。细雨纷纷，加重了冬夜的寒气，不过徐峰很庆幸，要不是下雨，排队的人一定更多，说不定他就排不进15名了。

　　排队的人越来越多，很快就要满员。排队的几个钟头里，不可能不挪一步，走开了又怕后来人插队，很快，准爸爸们开始想办法维护“权益”。“我们选举了一个人当小队长，他找到一张报纸，在上面写1到15号，撕下来按先后顺序发给排队的人。”

　　自己发号码的办法还真管用，凌晨4点，两个来排队的人几乎是同时在医院门口下出租车，其中一个人迅速看清“形势”，从“小队长”手中领到第15号，后面一个人慢了10秒钟，手上没有号码，只好垂头丧气地离开，准备第二天继续奋战了。“我们的号码没有法律效力，但有威慑作用。”徐峰乐呵呵地说，非常满意于他们的民间智慧。

　　扎堆忙

　　“上海哪家医院生孩子好？”记者在网络上搜索。答案中，出现频率最多是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上海市红房子妇产科医院等妇产科专科医院，“环境好”、“服务好”、“专业”等是网友们对这些医院的评价。

　　“就生一个，当然希望条件好一点。”徐峰的爱人徐英说。徐英的很多朋友都是在长宁区妇幼保健院分娩的，大家建议她去这一家。考察一遍之后，徐英采纳了朋友们的建议，青浦区也有产科医院，但徐英还是情愿自己的孩子出生在“好”医院，哪怕远一点。

　　还有几天，徐英就要到预产期了，徐峰不放心徐英一个人坐公交车去医院检查，总是陪她到医院，然后自己从长宁区赶到陆家嘴上班。

　　从他们家到长宁区妇幼保健院，公交车要坐1个多钟头，好在不用换车。之前的几个月，徐英一直是赶早上6点头班公交车，自己一个人去检查。

　　刚刚改造过的医院环境和多年积累的口碑，让沪上几家妇产科专科医院一时成为准妈妈心目中的香饽饽，“一个孕妇从五角场赶过来，我们告诉她，五角场附近也有很好的医院，希望她就近分娩。”位置靠近徐家汇的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经常接纳从很远的地方慕名赶来的孕妇。“还有从奉贤、宝山、崇明来的。”保健院副院长程蔚蔚说。医务人员建议就近分娩，但准妈妈们还是坚持“不求最近，但求最好”的原则。

　　建卡孕妇激增，让几家专科医院接纳能力已经达到上限，为保证医疗质量，不得不实行限制人数的措施，但这也不能阻挡孕妇们扎堆的热情。

　　项丽琴曾经花费很多时间挑选医院。楼下邻居刚在一家综合医院生好孩子，建议项丽琴去看看。“几十个人在医院排队，人多，很吵。生孩子本来就是辛苦的事情，我希望医院环境好一点。”综合医院产科给项丽琴留下的印象不好，项丽琴最后还是挑了一家名声响的专科医院。

　　宁愿挤一点，也要进“好”医院——听到很多关于专科医院人满为患的故事，但项丽琴还是不改初衷。项丽琴的一个朋友刚在一家走俏的专科妇产医院生孩子，朋友告诉她，一次做B超检查，挂普通门诊和挂专家门诊的孕妇在同一个B超室门口排队，专家门诊孕妇的“特权”是可以插队，这激起了外面几十个普通门诊孕妇的不满。孕妇们和医生吵了起来。等轮到这个朋友做B超检查时，医生还没有消气，本来要给孕妇介绍观察到的情况，医生这时也懒得开口说了。

　　现在，项丽琴也要排队做B超了。她挂的是特需号，可是特需号人数也不少。B超检查是最耗费时间的一项检查，项丽琴说她每次检查几乎都要排在第二十几号，一般要等一两个小时。“一位医生说，过去一天检查十几个孕妇，现在光一个上午就几十个。”

　　两个月前，陆迎在一家妇产专科医院生好孩子，她的病房是两人间，每天住宿费是200元，一进病房，陆迎就发现病房里有三张床。住院第二天晚上，这张床上住进了一个产妇，次日早晨，医院的工人搬走了冰箱和沙发。两人间正式变成了三人间。

　　高峰还是人来疯？

　　“1975年，3583人；1985年，5872人；1990年，4580人，1995年，3380人；2000年，5544人；2002年，6266人；2004年，6966人；2006年，9583人。”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副院长程蔚蔚拿出一组这家医院每年出生人数的数据。“从我们医院的数据看，出生高峰从2004年就开始了，去年不仅我们一家出生人数增幅高，其他几家专科医院都很高，一般都在15%左右的增幅。”

　　这家医院的饱和容量是每年出生9000人，程蔚蔚介绍说，最好能控制在8000人左右。但“控制”谈何容易，医院一直在上限运行。2007年预计出生人数决不不会低于去年，为了缓解分娩数增加对医院产生的压力，从今年1月1日开始，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每天限制建卡人数为25人。

　　每天早上6点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门诊大厅外就开始排起了长队。哪里有人排队，哪里就不缺黄牛。刚开始，黄牛总在医院门口伺机行动，跟演唱会门口一样热闹。医院保安开始与黄牛斗智斗勇。“每天上午，我们先通过医院监控设备把排队人的相貌记一遍，如果有人经常出现在队伍中，我们就去重点盘问。”医院保安说。

　　“以前，每天中午休息时间，我有时还能到徐家汇逛一圈，现在，根本就没空休息，有时候中午吃饭都顾不上。”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产科主任骆月娥做了20多年的产科医生，最近几年，工作越来越忙。“我们医院护士从2000年230个增加到2006年335个，但医护人员增加的速度还是赶不上产妇增加的速度。所以医护人员工作强度大，没有准点下班的时候。”

　　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新门诊大楼刚使用两年，当初已经留有余地的病床数，已经无法满足激增的需求量。医院计划生育科两个房间被借来用作产科病房，一间教室，也留作备用，如果临时病床周转紧张，产妇可以暂住在里面过渡。

　　“不过，我们医院的情况不一定代表其他医院的情况，现在很多孕妇挑选医院的环境和技术条件，集中在几家专科医院，有扎堆现象，还有一些人出于攀比的心理。”程蔚蔚说。

　　黄怡刚刚生下第二个女儿，和3年前在同一家专科医院生大女儿相比，现在气氛要紧张得多。“我的一个亲戚在一家很好的专科医院做护士，她告诉我，每天医院里队已经排得像蚊香一样转好几圈，我怕排队，宁愿多花点钱挂特需号。”特需号原意是给有孕期病症的孕妇特殊治疗开设的通道，现在，特需号也成了那些不愿排队受累的孕妇的选择。

　　黄怡生大女儿时挂的是普通号，虽然当时检查也要排队，但人不是太多，还可以接受，但现在，她被亲戚朋友描述的景象吓坏了，避之不及。按照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的情况，黄怡两个女儿都应该出生在“高峰”时期，但前后景象却大为不同。

　　到底是高峰还是人来疯？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妇保处综合信息科提供的数据表明，2004年以后，上海市出生人口数量的确在增长，但在市区内几家妇产专科医院出生数激增的同时，市区综合医院妇产科出生人数却正在逐年急剧减少。“市区内很多综合医院一年出生人数不足100人。”信息科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接诊人数严重萎缩，让一些综合医院选择放弃产科，2003年，三甲医院上海第九人民医院关闭了产科。

　　“8个人一间的病房，只有我一个人住，跟单间一样。”小林在一家综合医院生下自己的女儿，她觉得很划算，这家医院一年出生的婴儿只有300多个。在上海的中心城区，“婴儿潮”的紧张气氛，是扎堆扎出来的。

　　20年前的高峰

　　“今年生孩子的人真是多呀！”陆迎感叹着。一份育婴杂志曾经每期免费赠送给陆迎，最近陆迎很久收不到杂志了。她打电话到杂志社询问，杂志社答复说：需求量增加，杂志不够发，以后只能隔期送陆迎一本。

　　很多新妈妈或者准妈妈说起到医院排队的情形时，都对今年生孩子难抱怨连连，而在产科工作多年的医护人员说起近年的生育高峰，却“见多不多”，前后两者的反应，截然不同。“80年代的高峰，那才叫高峰！”即将退休的护士王康说。

　　“那时候孩子生下来统一在婴儿房护理，我当时是婴儿房的护士，一间婴儿房里有200多个婴儿，哭起来的声音简直让人头痛。每天早上上班，护士长一声令下：开工。我们就开始给婴儿洗澡，换尿布。两个护士挨个换尿布，换完一圈已经是中午，累得一身汗。当时婴儿房的护士都很胖，因为重体力劳动后，吃很多。”王康说起20多年前的情形，还能体会当时的苦不堪言。

　　20多年前，妇产科医院有一道“壮观”的风景，护士每天要把婴儿送到妈妈身边喂奶，推婴儿的小车又宽又高共三层，每层放10多个婴儿，没有练过的护士，都不敢推这婴儿车。

　　1982年上海市出生人口达到顶峰，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一年出生人数9000多，与2006年相当。但这家医院当时接受产妇分娩是根据规定按行政区域划分的，只覆盖徐汇区四分之一的人口，现在接受的产妇来自全市各区县。

　　数据表明，1982年，上海全市出生人数22万，是目前每年出生人数的2倍多。那是不折不扣的“婴儿潮”。新中国成立初期鼓励生育，当时的新生儿到1980年代恰进入婚育年龄，加上知青返城生产，导致那次“婴儿潮”蔚为壮观。

　　“两个孕妇挤一张病床不是罕见的事。”骆月娥说，“前一个还没出院，后一个已经住进来，医生去跟床上的产妇和家属商量，挤一挤、将就一下，一般产妇都会同意。”

　　一位资深的护士说：“只要能保证安全，那时候人们的要求很低。”当时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还没有现在如此宽敞的病房大楼，走廊里加简易床是再平常不过的。“有一次一个产妇分娩结束后，躺在推床上，但病房实在加不进床了，她就在推床上过了一夜。”一位医生说。

　　上世纪80年代，产妇分娩后比现在要多一道拆线的程序。拆线一般在手术后第四天。病床最紧张的时候，医院就让产妇提前出院回家，由医院组织的“随访小组”上门给产妇拆线。

　　“那时条件是要差很多，但很少有人抱怨”，一位老医生说，“现在你再让产妇睡走廊，一定马上投诉你。”

　　与20多年前相比，现在年轻的妈妈们，不会仅仅满足于分娩的安全，她们还需要得到精心的照顾和服务。而且，随着医疗技术和管理的发展，产科检查项目要比过去多很多，检查程序也更加规范，孕妇到医院，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完成检查。人口周期性的生育高峰，又让医疗资源相对不足，这些都使得这一轮的生育高峰，显得更加严重。

　　郊区妇产科的压力

　　上海市区妇产科的紧张气氛，多少和准妈妈“扎堆”有关。在外来人口聚集的上海郊区，真正的“高峰”正在给医院带来压力。

　　上海市闵行区浦江社区卫生中心本来打算今年改造四楼楼面，用来吸引本地产妇就诊，还没等改造开工，涌进医院的产妇就已经把四楼病房挤满了。

　　闵行区是上海外来人口比较集中的区域，在闵行区浦江社区卫生中心分娩的产妇，只有十分之一是本地人。2004年这个中心出生人数是1090人，2005年激增到4184人，2006年7467人，今年到6月底为止，已经有4205个婴儿出生。

　　“从2005年开始，我们就经常在走廊加床，外科也让出楼面给产科，2006年底我们把床位从55张增加到85张，医护人员从30人左右增加到了51人。”浦江社区卫生中心院长胡玉堂说。但在产妇激增的趋势下，产科的扩容还是无法满足需求。

　　数据显示，上海市出生人口的增加，外来妈妈做出了很大“贡献”。

　　眼下，在上海出生的婴儿中，一半是外来人口的后代。在上海市出生人数最多的前10家医院里出生的婴儿，占全市出生总数的40%，但这10家医院里只有4家处于中心城区范围内，其他6家都在外来人口集中的郊区和新建区。

　　在沪外来人员的年龄结构集中在婚育年龄。为了保障生育安全，上海取消了医院接纳产妇的户籍限制，许多本来因为分娩费用贵而回老家分娩的产妇，现在更愿意留在上海分娩。

　　现在还无法预测，新一轮“婴儿潮”会给这个阶段出生的孩子，带来什么样的未来。“由于流动人口的生育占了出生人数中很大比例，这些人不是常住人口，他们的孩子长大后不一定还留在上海，所以对今后教育资源等的压力，不一定有持续性的增长。”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妇保处综合信息科的工作人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