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量出生的“金猪宝宝”是“婴儿潮”还是“婴儿炸弹”？

　　在那部美国喜剧片baby boom(中译为“婴儿炸弹”)里，昔日哈佛高材生洁茜·怀特在事业如日中天时，生下了一个小宝宝，于是她面临事业、家庭的两难，她的选择是放弃纽约的一切，远离城市的喧嚣……影片末了，当了妈妈的洁茜·怀特重新杀回职场，再次取得了成功。电影的意思毋宁是说，一个突如其来的小宝宝，很可能就是一颗baby bomb(婴儿炸弹)，可能把一个平衡的世界炸得乱七八糟。

　　婴儿潮(baby boom)，还是婴儿炸弹(baby bomb)？这个人口学话题还可以给出许多经济学刺激。去年在美国，米尔根学社的“垃圾债券大王”米尔根与华顿商学院的薛高教授曾有过一场饶有兴趣的辩论，争论已届退休年龄的美国“战后婴儿”手里的巨额财富，对金融市场到底是“繁荣催化剂”还是“定时炸弹”。

　　2007年7月，南开大学人口学者原新教授与本刊记者谈论起“金猪宝宝”现象时，他的嘴里也蹦出“baby bomb”这个词。原教授说，中文喜欢叫“婴儿潮”，但叫“婴儿炸弹”更形象，“一年平白无故多出几百万人，开玩笑说，他们扎堆生，将来将一生扎堆。”

　　如此说来，热衷制造“金猪宝宝”的年轻父母们错了吗？

　　到底是不是婴儿潮？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的郑真真博士一口否定“婴儿潮”之说。

　　“我觉得有点夸张，媒体炒作吧。”郑真真否认目前出现了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中国出生的人数一直在下降。在下降的过程中出现一个小突起，这是一个人为、暂时的特殊现象。”

　　郑真真特别提醒：“金猪宝宝现象”并没有蔓延到农村，大多出现在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而上海、北京、天津等城市基本处于超低生育率时期，上海已经持续了14年的户籍人口负增长，其他城市也正在向零人口增长接近，峰从何而来？

　　郑真真是反方，原新是正方。原新认为，2007至2012年，中国年净增人口规模将达到800万-1000万人，这是不折不扣的“第四次生育高峰期”。

　　这次生育高峰的最大的动力是1980年代的生育高峰中出生的人口进入了婚育阶段。加之国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农村人口第一胎是女孩者可以生育二胎，造成第二个生育高峰期间(196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中期)出生的人口，也加入生育大军。两者叠加，拱起一个新的高峰。

　　“出生人多了嘛，就叫婴儿潮，比较学术的叫法是生育高峰。”原新说，“就像在一个平静的湖面，扔进一块石头，荡起的涟漪是一波一波的。”他想用这个比喻说明，婴儿潮的出现具有惯性作用。

　　当然，波峰会逐渐降低，“这个婴儿潮的强度要比80年代的第三次婴儿潮低许多，比1950年代、1960年代的第一、二次婴儿潮更要低得多。”

　　在第二次婴儿潮时期，中国一年人口净增数曾高达2000万，5—7年间就多出1亿人口来。2007年的独特风景是“叠加效应”：“本身进入一个出生高峰，在一个波峰上面又出现一个抢生现象，把这个波峰往上抬。″

　　原新的博士后导师，香港科技大学人口学者涂肇庆教授并不认可学生的判断。涂肇庆说，最著名的婴儿潮出现在二战后的美国，1946年美国的生育率突然比1945年高出一倍，此后连续18年保持高出生率。中国不会出现这种蔚为大观的生育奇观。

　　在涂肇庆看来，2007年不过是人们赶生肖生孩子造成所谓的“金猪宝宝”现象，是一个孤立的高出生率。在一胎政策背景下，中国缺乏持续高出生率的动力。即使独生子女夫妇可以生育第二胎，但高昂的养育成本往往让他们望而却步，中国的年轻人将自愿地少生孩子。

　　他的观点是，2007年前后的一波生育高峰，是低生育水平下的小高峰，影响不会太强烈。

　　会不会一生拥挤？

　　即便中国人已经习惯了拥挤，但是仍然有人提醒，“扎堆生育像开车遇红灯一样，一开始就遭到红灯，可能在一生中会遇到更多的红灯，遭遇更多的等待。”

　　挂号等待，排队生育，“金猪宝宝”的父母已经感觉到一个拥挤的现实，他们的孩子果真要生活在一个更加拥挤的世界中吗？

　　不管他们是否愿意，这样一幅图景恐怕是2007年出生的小猪宝宝难以避免的：

　　2010年，争着上幼儿园；2013年，争着上学。挨到升高中时，残酷的硬淘汰，会使竞争大大加剧。上大学也是如此，录取率会明显低于相邻年份。之后，又一起争饭碗，突然性的大量劳动力涌入就业市场，就业压力空前……

　　“公共资源的匹配是与正常年份相适应的，扎堆生育会造成资源的部分短缺，无意中把孩子放到了一个‘排队族’的位置，一生都将面临激烈竞争。”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者翟振武教授说。

　　这一幅图景，在海峡对岸的台湾岛亦是一个热闹的公共话题。因为台湾人喜欢生龙子龙女，每12年就扎一次堆，恰好1976年那一次碰上婴儿潮，“这些龙子龙女代表着一个竞争的年代”。

　　当龙子龙女们参加高中联考时，媒体就会使用“竞争最激烈的高中联考”这样的标题来报道。1991年，当他们参加大学联考时，当时的台湾省教育厅破天荒地发布预告，“今年的国中应届毕业生正好是龙年出生，预计报考高中的考生将较往年增加一万七千多人。”

　　那一年，台湾省教育厅核准让各高中增加10%录取名额，而如果在某联招区未能考取学校的学生，也可到其他有缺额的联招区的学校登记就学。

　　镜头移回中国内地，2001年争相诞生的“千禧宝宝”今年7岁了，媒体上也传出这样的消息：“千禧宝宝”可能撑爆小学。报道说，去年在海口，小学一年级的入学人数一下子比前年增加了4000人，而在广州，有7万名“千禧宝宝”面临上学难的问题。

　　“金猪宝宝”会有福吗？台湾地区的“前车之鉴”，以及“千禧宝宝”的遭遇都在提醒年轻的父母未雨绸缪。用原新的话来说，就是要准备支付更高的养育成本：“自愿紧张的背后就是增加成本，时间成本，关系成本和金钱成本。”

　　由于人口率持续下降，现在无论在城市和农村都出现了幼儿园和小学减缩的的现象，学校合并之势已经蔓延全国。原新提醒说，政府职能部门应该在2007年底对“金猪宝宝”进行统计，未雨绸缪，早做规划，否则教育资源一路缩减，拥挤不堪的教室将开启“金猪宝宝”一生拥挤之旅。

　　理性，还是非理性？

　　“一般人都知道农历的猪年是生育高峰，我切身体会到这一点是那天参加单位组织的春游。国际经贸学院共39人，其中因为怀孕缺席的有4人，占教师总量的十分之一强。”一位大学讲师在她的博客里写道。

　　“我可不想我的小孩抢读书、抢工作、抢结婚，但又舍不得这吉利年。”一位“金猪宝宝”的父亲对记者说。他是1980年代出生的“金猴宝宝”，“上学时，就觉得我那一届的人多啊，高考、就业……就一个字，挤。”

　　欲罢不能，结果“金猪宝宝”还是批量出世了。上述那位大学讲师评论说，她所在学校的教师要么在国内名牌大学读的硕士，要么有国外求学的经历，然而在生育观上，“她们还是遵循了中国传统的习俗”。

　　积极地看，“生育政策更加人性化了，想生金猪宝宝就能够生了，过去有准生证，你想生金猪宝宝，可能还限制不让你生。”原新告诉记者，这可以看作是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下的一种自由。

　　“我不能选择孩子的性别，不能决定生几个孩子，唯一可以选择的就是孩子的出生时间”，在原新看来，选择生金猪宝宝不是非理性行为，恰恰相反，是一种理性的生育权利诉求。

　　但是，“金猪宝宝”不得不因为父母的选择面对一个更加激烈的生存环境，父母是否忽略了孩子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呢？

　　“人口出生实际上有它的规律，人为地去改变这个规律就会受到惩罚。”郑真真博士甚至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换言之，人为地制造一个高生育率的年份，千万户喜气洋洋的背后便是手忙脚乱的养育资源重置。

　　为了赶个吉利年，很多“金猪宝宝”的到来并非理性选择的结果。很难说2007年这股“金猪宝宝潮”，看上去更像一个人口学上的婴儿潮，还是一个认为制造的婴儿炸弹。

　　人口学者有这样的劝勉之辞：“不能盲目跟风。金猪、银猪都不重要，一个健康聪明有备而来的宝贝才是父母最好的选择。”选择什么时候生孩子是人们的自由，但是怎样才能让我们的下一代顺其自然、健康快乐地成长，公平地、高质量地享受社会提供给他们的服务，还需要人们用理性去判断、去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