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前期发生了多次文字狱，如庄廷鑨《明史》案，由于他的书中有所谓“违碍”之词。吕留良被剉尸，是由于他公开地鼓吹“夷夏”之防。发生在康熙晚年的戴名世《南山集》案，戴名世因此被斩，所宣布的罪名是他在《与余生书》中引用了方孝标的《滇黔纪闻》，而《滇黔纪闻》中使用了永历的年号，因此从形式上看，《南山集》案的性质与民族思想斗争联系起来。可是细看一看戴氏的《与余生书》以及《南山集》全书和赵中乔参奏的原文，确实找不出戴名世有反对清政权的思想言论。那么这样一件流血大案，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这就有必要作深进一步的探索了。
较早记载这一件血案的专文是全祖望的《江浙两大狱记》(《鲒埼亭集》外编卷二二)，他的记载非常简略，而且多妄传之说，主要是这样写的：“桐城方孝标……着《钝斋文集·滇黔纪闻》，极多悖逆语，戴名世见而喜之，所著《南山集》多采录孝标所纪事。”又《前侍郎桐城方公(苞)神道碑铭》(《鲒埼亭集》卷一七)云：“宗人方孝标者，故翰林，失职游滇中，陷贼而归，怨望，语多不逊，里人戴名世《日记》多采其言。”
《滇黔纪闻》今不可见，在《南山集》中，惟《与余生书》提到了《滇黔纪闻》之名，而无“采录”之事，也不见所谓“悖逆”之语，更不要说“极多”了，《南山集》中也无戴名世的《日记》，可知全氏所记不过为传闻之词，并无事实依据。我们再看一看赵申乔的参奏原疏：“题为特参狂妄不谨之词臣，以肃官方，以昭法纪事。……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逞一时之私见，为不经之乱道。徒使市井书坊翻刻贸鬻，射利营生。识者嗤为妄人，士林责其乖谬。圣明无微不察，谅俱在洞鉴之中。今名世身府异数，叨列巍科，犹不追悔前非，焚削书板。似此狂诞之徒，岂容滥厕清华！臣与名世素无嫌怨，但法纪所关，何敢徇隐不言。……”
在这篇参奏中根本没有提到《滇黔纪闻》，也没有“悖逆”之说，所加的罪名不过是“狂妄不谨”，“语多狂悖”；所提的要求也不过是“以肃官方”，“以昭法纪”，绝无民族思想斗争和反对清政权的踪迹形影。从“狂妄”、“狂悖”发展到“悖逆”，从“不谨”发展到“反清”，其中原有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一向为读史者所忽略，又由于这是一件钦案大狱，在封建专制的时代，即使深知其中别有委曲，也便讳而不言了。
《清史稿·戴名世传》云：“都御史赵申乔奏劾《南山集》语悖逆，遂逮下狱。”《赵申乔传》云：“劾编修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孑遗录》有大逆语，下刑部，鞫实坐斩。”都直书为“悖逆”或“大逆”，已经是经过发展的罪名，但只是空洞的笼统之词，没有具体事实可举，仍然存在着明显的漏洞。清末印行的《古学汇刊》第一集中有一篇《记桐城方戴两家书案》，所记《南山集》案的经过，远较全祖望记的为翔实，近年台湾有关方面编印的《清史》，有《方玄成传》(即方孝标)，纪事略同于此文，都可以作为我们了解此案的素材，和作进一步分析的根据。
戴名世考中进士，作翰林院编修时，已经是五十七岁的高龄了。过了两年，为赵申乔所参，下在狱中，又过两年而丧命于屠刀之下，所以他的主要活动是在作“诸生”的时候。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戴氏三十四岁，由贡生入京师国子监。几年之内，在京师结交了一些知心朋友，如刘齐字言洁，徐念祖字贻孙等，连同他的同乡旧友，如方苞字灵皋，朱书字字丝，刘辉祖字北固等。
戴名世自己曾说：“此数人者，持论龂龂，务以古人相砥砺，一时太学诸生皆号此数人为狂士。”(《徐贻孙遗稿序》)方苞也说：“齐与其友数人为清议所从出。自齐归，其友亦次第归，太学生虽有洁己自好者，而气概不足以动人，清议由是消萎云。”(《望溪集·四君子传》)可见这些人的言行不同于一般人，因而一般人对之也就侧目而视，另眼看待。戴氏自述其处世态度：“其于当世之故，不无感慨忿怼，而其辞类有稍稍过当者，世且以仆为骂人。”(《与何屺瞻书》)义说：“宰辅大官，相见一揖外无他语。酒酣论事，咄嗟呼嘻，旁若无人，人颇怪之。”(《北行日纪序》)这正是赵申乔所攻击的“恃才放荡”、“语多狂悖”的实际内容。《清史稿·戴名世传》称：“诸公贵人畏其口，尤忌嫉之。”所言深得其情。戴氏的言论文章得到了一般人的欣赏喝采，同时却引起了老于世故的当权人物和钻营奔走者的恐惧。
戴氏揭露世俗的丑态，深刻而不留余地。如《送蒋玉度还毗陵序》云：“今之所谓才士者，吾知之矣，习剽窃之文，工侧媚之貌，奔走形势之途，周旋仆隶之际，以低首柔声乞哀于公卿之门，而士之论才士者必归焉。今之所谓好士者，吾知之矣，雷同也而喜其合时，便佞也而喜其适己，狼戾险贼也而以为有用。士有不出于是者，为傲，为迂，为诞妄，为倨侮，而不可复近。盖今之士与士大夫之好士者，其相得如此，呜呼！亦一异矣。”
他不仅这样尽情揭露，于这样好士的当权者并公开予以顶撞。如吏部侍郎赵士麟，为了附庸风雅，拼凑了一部文集，求戴氏作序，戴氏因离京迁延未作，赵使人代作一篇，戴知道后即作《答赵少宰书》，明言：“今以不诚之人而事阁下，以不诚之人而序阁下之文，宜为阁下之所斥勿收，而阁下顾使人为之，则非阁下始所取于名世之心矣。”对于一位现任的吏部侍郎，直指其面而斥其丑，已经够大胆了，而这原是一件私人通讯，后来却收入《南山集》中，公之于世。这样作的结果，虽使被压抑者吐出一口恶气，在当权者方面自然就更“畏其口”而“忌嫉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