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受到冷落的传统文化，仿佛突然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了。

　　 从一个“牛郎织女”故事，六个省明争暗斗，到一个“梁祝故里”传说，十几个城市虎视眈眈，直至如今山西两地对“帝尧故里”的文化攻势。近年来，文化遗产争夺战可谓烽烟四起、高潮迭出。

　　 遗憾的是，这并不能代表可喜的民族文化自觉与文物保护意识增强。在志在必得的“文化激情”背后，是利益驱动下“遗产经济学”的精细打算——“每挖掘一个名人故里，就可以开发一个旅游景点，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

　　 将文化遗产，视为地方经济的“摇钱树”，这样的观念，在目前的中国已经有了很多现实注脚。我们在册的世界文化遗产，十分之一由于“过度开发”受到警告便是明证。不少已经夺得文化遗产“归属权”的地方，以创收为核心，将文化演变为商业，大张旗鼓地进行着杀鸡取卵似的经营。

　　 这当然不是传统文化的“利好”，而是历史文化的灾难。

　　 当三江并流、都江堰、武当古刹等文化古迹传出“过度开发”的消息，当几乎每一种有魅力的文化都必有浩浩荡荡却毫无魅力的新建“伪文化”，甚至每一部古典文化名著，都演化为一座荒唐可笑的娱乐场时，不仅观众失去了文化的共鸣，历史文化也在被切割、破坏和颠覆。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年来，“遗产经济学”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在许多愈演愈烈的文化名人争夺战中，人们频繁看到当地政府的身影。

　　 今年上半年短短６个月里，一些政府参与的公祭活动席卷南北——陕西黄陵、河南周口与甘肃天水瓜分了伏羲；湖北竹山、河北邯郸、甘肃天水和山西万荣等地共享了女娲；陕西黄陵和河南新郑分食黄帝；河南焦作、湖南炎陵和山西高平肢解炎帝；湖南宁远跟山西运城一起争夺舜帝……

　　 由于地方政府的高调介入与认同，一些耗资巨大的标志性“文化符号”也应运而起。“帝尧故里”争夺战中，临汾修建了“中华民族文明之门”的华门，这座出手不凡的大制作从规模到设计处处“天下第一”。在此之前，长达２１公里的“华夏第一祖龙”，高达近４０米的刘邦铜像，在河南两地被轰轰烈烈地打造。

　　 政府参与社会事业的文化构建，本没有错。但问题是，这样的建设应当以公共文化服务为重点。面对此起彼伏的“争夺战”与“伪文化”浪潮，政府本应做正确的引导，为何却成了推波助澜的主导？

　　 实际上，逐步升格的“崇古活动”与不断新建“文化标记”，已经成为一些地方新一轮面子工程的集体亮相，甚至有些国家级贫困县也卷入其中。在光大传统、发展文化的口号之下，一些官员的心中，不仅有对经济效益的图谋，更有对“政绩收益”的盘算。他们用行政拨款下注，看能否博取更大的利益，创造经济——文化——政治的多赢。

　　 让经济利用，被政治挟持，结果是，以文化为名义的文化行动，非但没有为社会繁荣带来推力，没有增强我们的历史文化意识，反而推助了急功近利、惟利是图的社会风气，加剧了好大喜功、铺张浪费的官场恶习，留下了沉重的文化欠债和社会成本。

　　 这恐怕是“遗产经济学”更大的后患！(卢新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