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7月19日电 1947年3月18日晚，在国民党军进攻延安已清晰可闻的枪炮声中，毛泽东、周恩来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居住了十年的延安，开始了转战陕北的伟大历程。临行前，毛泽东对前来送行的西北野战兵团的领导干部们说：“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3月19日上午，西北野战兵团主动放弃延安。当天下午，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进入延安，“占领”了一座空城。

　　 西北野战军撤离延安后，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习仲勋等亲自指挥下，按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确定的“蘑菇战术”，依靠陕北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地形，与比自己多达十倍的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邓宝珊的几十万军队在陕北高原周旋，不断地调动敌人，使其始终无法准确获知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的位置，而不得不往返奔波，疲于奔命，造成补给等等方面的严重困难，士气低落。而人民解放军则选择有利时机和地形，寻机歼敌，并于3月25日、4月14日及4月底5月初，连续进行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次歼灭战，共歼灭胡宗南部1.4万余人，有效地策应了其他战场的人民解放军，奠定了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重点进攻的基础。

　　 3月25日，毛泽东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在子长县王家坪会合。当天，毛泽东从任弼时那里听到了山西文水县年仅15岁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英勇就义的事迹，深受感动，当即挥笔写下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大字。

　　 3月29日，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召开会议，讨论中央机关行动问题。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工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河北平山，担负中央委托的工作。随后，4月11日，又决定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率领中央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到山西临县，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统筹后方工作。

　　 枣林沟会议后，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工作人员以及警卫部队共八百人组成四个大队，统归“直属司令部”（代号“九支队”）指挥，由任弼时为司令，化名史林，陆定一任政委，化名郑位。为了保密和安全起见，毛泽东、周恩来也分别用李德胜、胡必成的化名，表示解放战争必胜，中国革命必成。

　　 从1947年3月撤出延安起，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坚持转战在陕北，物资供给等各方面条件极端艰苦，与敌周旋环境极其险恶，从容地指挥着西北和全国各个战场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行动，真可谓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决定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行动，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解放区军民的斗争意志和胜利信心。

　　 4月12日至6月8日，党中央在陕北安塞县王家湾停留56天，一个新的全国战略部署在这里酝酿形成。在此期间，毛泽东连电前方各战场高级将领，部署各路大军的作战行动，要求各解放区在内线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和山东的重点进攻，并准备转入战略进攻，将战场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从根本上动摇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遵照党中央的部署，5月中旬，华东野战军在山东战场的孟良崮地区一举歼灭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74师3万余人。5月下旬至6月中旬，西北野战兵团由安塞地区挥师西进，发起陇东战役，痛击西北二马。6月30日夜，刘邓大军12万余人，突破黄河天险，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