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是一位著名的抗日民族女英雄。四川省宜宾县人。1905年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五四”时期接受进步思想，反抗封建礼教，谋求妇女解放，冲破封建地主家庭束缚，走上争取人民解放的道路。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1927年9月，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次年回国，在宜昌、南昌和上海等地秘密开展党的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被派往东北地区发动抗日斗争。先后任满洲总工会秘书、组织部长，中共滨江省珠河县中心县委特派员、铁北区委书记，领导工人进行罢工运动，组织青年农民反日游击队与敌人进行斗争。她能文能武，机智过人。为了启发工人、妇女觉悟，她不时创作一些文艺作品在地下刊物上发表。1935年秋，任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第2团政治委员。11月间，第2团被日伪军围困于一座山间。她协助团长指挥作战，与敌激战竟日，连续打退敌军6次进攻。团长让赵一曼带领部队突围。赵一曼果断地说：“你是团长，有责任将部队带出去，我来掩护！”赵一曼为掩护部队突围，身负重伤。后在珠河县春秋岭附近一农民家中养伤，被日军发现，战斗中再度负伤，昏迷被俘。日军对她施以酷刑，用钢针刺伤口，用烧红的烙铁烙皮肉，逼其招供。她宁死不屈，严词痛斥日军侵略罪行。1936年8月2日，在珠河被敌杀害。临刑前，她高唱《红旗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视死如归，从容就义。时年31岁。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斗的年代，在党的队伍里涌现出一大批女性豪杰。昔日东北抗日战场上便有一位名扬四方的女英烈，连敌伪的报纸也惊叹于她“红枪白马”的英姿。她就是郭沫若所盛赞的“甘将热血沃中华”的赵一曼。

　　红枪白马女政委：赵一曼 　　 　　

　　-群众亲切称她“瘦李”、“李姐”，战士们尊称她“我们的女政委”。
　　-敌人在公开处决前把她绑在一辆马车上游街示众，她一路唱着《红旗歌》，沿途许多群众感动得流泪，就义时年仅31岁。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乳名淑端，学名李淑宁，又名李一超，1905年生于四川省宜宾县北部一个小地主家庭。她8岁入私塾，10岁时母亲按当地旧俗要给她裹脚、穿耳眼，但无论呵斥还是责打，她都坚决不肯。她当着众人的面洗脚，这在当时被认为有伤风化。

　　五四运动期间，赵一曼受到革命思想影响。1924年，大姐夫郑佑芝用通讯的方式介绍她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夏，她加入共产党，曾任共青团宜宾地委妇女委员和县国民党党部代理妇女部长。1927年夏，武汉政府反共，她转移到上海，随即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翌年与同学陈大榜(陈达邦)结婚。1928年冬，她因疾病和身孕，奉调回国，先后到宜昌、上海、南昌等处做地下工作。1932年春，她被派到东北地区工作，更名为赵一曼，先后在奉天(沈阳)、哈尔滨领导工人斗争。翌年，为掩护身份，她曾同满洲总工会负责人老曹(黄维新)假称夫妻。1934年7月，她赴哈尔滨以东的抗日游击区，任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后任珠河区委书记。1935年秋，她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被当地战士们亲切地称为“我们的女政委”。

　　在游击区里，赵一曼同群众关系非常密切。她患有肺炎，身体虚弱，化名李一超的她，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瘦李”、“李姐”。1935年11月，她率领的部队被日伪军包围，她要团长带队突围，自己担任掩护，左手手腕中弹负伤。她在村里隐蔽养伤被敌人发现，奋起迎战时左大腿骨被子弹打穿，因流血过多昏迷而被捕。她被押到哈尔滨伪滨江省警务厅受刑后几度昏迷，仍坚贞不屈。她生命垂危时，日寇担心死去得不到口供，把她送进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监视治疗。负责看守她的伪满警察董宪勋和医院女护士韩勇义，都为她的英勇所感动，又听她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于是决心参加抗联队伍。在二人帮助下，她于1936年6月28日深夜逃出哈尔滨，朝抗日游击区的方向走。

　　伪骑警队在第三天凌晨追上了她们乘坐的马车，赵一曼再次被捕。敌人反复折磨了她一个月，她只是怒斥敌人：“你们可以让整个村庄变成瓦砾，可以把人剁成烂泥，可是你们消灭不了共产党员的信仰！”

　　1936年8月1日，敌人把她押到珠河县，在公开处决前绑在一辆马车上游街示众。她一路唱着《红旗歌》，沿途许多群众感动得流泪，就义时年仅31岁。

　　赵一曼在珠河游击区时，伪满的哈尔滨报纸刊登了题为《共匪女头领赵一曼，红枪白马猖獗于哈东地区》的报道，尽管有很多污蔑不实之辞，却也把她说得神乎其神。其实，赵一曼从外貌看是个消瘦且病弱的女子，只是革命时代赋予她无比坚强的意志。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女党员，赵一曼也走了一条冲出封建家门、入校接受新思想、到国外学习、回国搞革命活动之路。她生长于封闭的四川农村，当地的习俗是不让女孩子读书识字，而她恰恰走了相反的道路。

　　她13岁时父亲去世，哥嫂对她多方管制。为了少惹是非，哥嫂将她收集的进步书刊付之一炬，并准备把她嫁出去了事。她激愤之下吐了血，于1924年8月6日在《妇女周报》上用“一超”的名字发表了要求脱离家庭的宣言。赵一曼随后入了党，成为军校第一批女生，以实际行动反抗封建家庭和黑暗社会。

　　妇女解放从来都是衡量社会解放的重要尺度。在中华民族为自身解放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中，涌现出赵一曼这样的巾帼英豪，既是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所培育，同时也是这一革命深入人心的标志和骄傲。

　　赵一曼青少年时代，便在家乡反抗封建习俗。她不仅自己不缠足，用菜刀剁烂了裹脚布和小尖鞋，还组织了“妇女解放同盟会”，会员很快达到180多人。她们在闹市街头贴标语，画漫画，把乡绅们画成了狐狗、魔鬼。当地封建势力对赵一曼等人恨之入骨，扬言用粪水泼她们。母亲曾想用做女红的方法收敛赵一曼的心，让她学挑花(绣花)，然而她9个月内没挑出一朵花，而是读了很多革命的书籍。

　　在宜宾女子中学读书期间，校长按照封建当局的要求，特别规定女校学生必须一律挽髻。赵一曼带领几个女同学去找校长(监学)说：“我们梳不来头，挽不来髻，请你给梳、给挽吧！”以道学著称的校长一时尴尬不堪。随后，赵一曼和同学们拿出了准备好的剪刀，为自己剪了短发，结果被校方开除。

　　大革命期间，赵一曼入武昌中央军校女生队，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批女军校学员。不久，夏斗寅发动叛变进攻武汉，军校生编为独立师，在叶挺指挥下出发西进。躺在病床上的赵一曼硬是挣扎起来，带病参加了战斗。她在一首诗中写道：“男儿若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

　　她在抗联队伍中任团政委时，队伍被敌包围，团长不同意她留下掩护，理由在于她是女同志。平时待同志非常和蔼的赵一曼变得非常严厉：“什么男的女的！谁说女同志就不能打掩护！”让许多男同志都为之感动。

　　赵一曼负伤被捕解到哈尔滨后，日寇和伪满的警察头目立即对她进行审讯。此时，她伤口不断流出的鲜血湿透了棉衣，依然滔滔不绝地痛斥日寇侵占中国东北的暴行。负责审讯的日本特务恼羞成怒，竟用竹签从她的指甲缝中钉进去，用鞭子狠戳赵一曼的伤口，使她几次昏死过去。日寇将她送到医院，伤势刚好一点，日寇又在病床前审问，赵一曼依然坚不吐实，日寇拳打脚踢，她的伤口再度破裂，又昏迷过去。医护人员甚至包括看守的警察都对她产生了敬佩。

　　赵一曼牺牲之前，最想念的是自己的儿子赵掖贤。临产的时候，她正在宜昌做地下工作，把孩子生在一个陌生好心妇女的半间砖房中。在往上海找党组织的途中，她身无分文，背着孩子一路讨饭，受尽了千辛万苦，几乎在上海街头把孩子卖掉。赵一曼临刑前一天，给“宁儿”写了一封遗书，读来催人泪下——“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赵一曼《滨江述怀》

誓志为人不为家，跨江渡海走天涯。
男儿若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

　　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

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郭沫若《宜宾题诗》

蜀中巾帼富英雄，石柱犹存良玉踪。
四海今歌赵一曼，万民永忆女先锋。
青春换得江山壮，碧血染将天地红。

　　东北西南齐仰首，珠河亿载漾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