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涨的猪价与爆发的猪瘟是农村向城市的又一次发难。简单的补助不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问题，就是补贴过高，一哄而上，造成新一场“猪贱伤农”的轮回，用城市思维解决农村问题，受到质疑

　　养猪户李蜻不想要补贴。

　　尽管财政部宣布将建立母猪保险与补贴政策的消息已近一月，但除了自家的母猪下崽，李蜻还没有感受到任何动静。这两头下崽的“大约克”良种母猪是她5年前以每头2000块的价格从北京顺义买来的，因为母猪金贵，运回秦皇岛时李蜻还特意雇了辆空调车。但几年来这两头母猪并没让她省心：“大约克”产崽量低，饲养成本高。受困于多年低迷的猪肉价格，李蜻本打算今年将它们卖掉，专心饲养另外的8头普通母猪。而她所在的河北省秦皇岛抚宁县的千人小村，在经历了去年秋天的那场猪瘟之后，母猪只剩下30头。

　　补贴之忧

　　“听说国家要补贴养猪户了，可我并不想要。”李蜻语出惊人。作为一个从业20年的养猪户，这个来自最底层的判断自有道理：此次计划建立的母猪饲养补贴制度，是依据参保母猪数量，按每头每年50元的标准对母猪饲养户给予补贴。依此政策李蜻家的10头母猪每年能得到500元的补贴。

　　“补贴不一定是好事，因为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冲着补贴开始养母猪。母猪多了，猪价不就又下来了么？”李蜻说。这并不是简单的既得利益至上立场，因为她承受了长达十年的低价，也坦言不认可目前的高位猪价。“虽然说猪价涨了。但养猪人的积极性并不是很高。”造成积极性不高的直接原因是小猪价格的超高：接近700块钱一头。这个每天还在干农活的老大娘担心价格一旦跌下来会再次一蹶不振。“如果赶上去年那样猪价低又走高热的情况，50块钱的补贴简直就是杯水车薪；而碰上今年这样的猪价，补贴很可能又是大家疯养母猪的开始。”

　　猪价跌到谷底的可能性的确存在。由于国内生猪养殖65%处于散养状态，独门独户的养殖行为缺乏宏观管理，补贴政策的实施在缺乏细致的调控背景下，极可能引导出一窝蜂的态势。当猪肉再次供大于求时，养猪户们又将面临着宰杀母猪的无奈和“猪贱伤农”的轮回。所以补贴的红头文件很可能只能起到了航标灯的效果，而达不到指挥棒的作用。这显然并非补贴政策的本意。

　　“听说国家要补贴我们养猪的，我不是喜而是忧。这让人想到2005年的补贴。”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的王力强叹着气。他回忆说2005年县里出台了给养猪户补贴的政策，内容是养殖肥猪规模达到1000头以上的每只补贴50元，养殖母猪达到50头以上的每只补贴300元。因为符合母猪养殖补助标准，那年他顺利的拿到了钱。但一年后发生的事让他很困惑：“2005年我县发展养猪，2006年就改养羊了。”这一年王力强没有拿到补贴。“不知今年发展啥？”他说。

　　但更多的养猪户对于补贴一事闻所未闻并充满渴望。“我养猪9年了，年出栏1000多头，还从来没听说有什么补贴。”秦皇岛养猪户李伟有点茫然。而很多人对于补贴的趋之若鹜来源于去年的惨痛经历。“去年走了高热，30多头母猪没了，几百头肥猪便宜卖了，亏了20多万，想起来就心疼。”湖南省益阳市沅江县的养猪户何勇语言焦灼。

　　猪瘟焦灼

　　现在这股焦灼的气氛已经从农村传染到了城市。

　　“我不吃猪肉，因为现在的猪有蓝耳病。”正在过暑假的三年级学生沈昕能准确的说出“蓝耳”这个名词并语气坚决。在郝穴这个长江边的湖北小镇上，人人谈“猪”色变。而45公里之外的另一座城市很多人也开始有了禁食猪肉的默契。“卖猪的人没少，但卖的肉少了1/3.”每天下班都会去当地菜市场买菜的王作玉说，“6月初第一次听说猪有蓝耳病的时候，我赶紧把锅里还在炖的排骨捞出来扔了。”200公里外，宜昌人也不怎么吃猪肉了。但湖北城市化程度最高的武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类似的反应，虽然农业部7月14号已经发出了紧急通知，通报了长江流域猪蓝耳疫情爆发的情况。

　　“有人把已经埋在地里的病猪挖出来拿到市场上去卖。”湖北省荆州市岑河镇荆农村张姓村民的说法令人吃惊。但更令人胆战心惊的事实还是发生在去年。

　　“我都不让我们家小孩买香肠。”李蜻说。去年秋天她所在的村走了高热病，“猪越治死得越快”，无奈之下她听从了兽医的劝说，得了高热的猪就卖掉。收猪人连五六十斤的小猪都要，一头猪顶多也就给10多块钱。李蜻后来听收猪人说这些猪肉一般都拿去灌香肠了，“也有耿直的人，病猪宁愿埋了也不卖。”而李家的现实情况是：猪肉连年低价，还要供两个儿子上学，她本人也是10几年没有添置一件新衣服。

　　“高热病无法治疗论”在其他地域也有市场。去年8月河南省荥阳市广武镇发生高热病，当地养猪户苏二乾即是见证人。“我这里有专家来开会，会上说如果发生了高热病就把猪卖了，结果开过会第2天卖猪的很多。”苏感到很痛心，他说他找到了治疗高热的有效办法，已经治好了400头母猪。同时他也感叹今年的猪就是用药喂出来的。“高热病传染得厉害，饲料里面加的都是药。”不过苏还是一丝不苟的执行着出栏前停药16天的要求，“要不然猪肉里面有药物残留，对人的身体不好。”

　　“高热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没有去尝试。”苏二乾说。最近他准备给自己的猪打蓝耳疫苗，于是买了一头感染了蓝耳的猪来做注射试验，疫苗的价格是1毫升1块钱。但有的养猪户说他们当地的疫苗注射是1头猪花7块钱。事实上养猪户都不愿意让人知道当地的猪出现了疾病，因为收猪人会趁机压价，这样本来没病的猪也卖不出好价钱。

　　风险考验

　　飞涨的猪价与爆发的猪瘟是农村向城市的又一次发难。

　　农村的面貌自改革开放之后已越来越模糊于城市的高楼大厦面前。猪肉与猪瘟的议题已发展至难以说明的程度才空降进入公众视野，在此前的漫长嬗变过程中，很少有人知道其中的风险，事实上形成了城市与农村的间隔局面。而当一系列的后果浮出水面时，人们又不得不去承受这个间隔所带来的问题。

　　用城市思维解决农村问题是危险的。比如简单的补助；用农村思维来解决城市问题同样是徒劳的，比如阻碍信息传播。而我国农业风险积聚迅速并且高度集中，仅靠农业部门自己已难以控制和承担，必须利用社会化的农业保险来加以补偿，规避农业风险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农业保险。

　　李蜻家在多了15头小猪崽的同时，也砍倒了200棵已进入盛产期的桃树。这些树都是李蜻亲手放倒的。虽然当地素有种植桃树的传统，但她的桃却怎么也卖不起价：今年的价格是1毛钱1斤，比去年就多几分钱，以这样的价钱卖出去就是赔本的买卖。李蜻索性让烂桃铺了一地。在这个半丘陵的小村，每年都有人放倒桃树，她说只要大家差不多都放倒了，第二年桃的价钱准能卖得好。

　　在“砍”与“种”之间，新一场“桃贱伤农”的轮回又已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