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指标和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相继出台。我们从最近的宏观数据中看到，中国经济开始出现质变迹象。比如，企业的业绩和社会消费水平在提高，尽管其生成机制还不明朗，但它却是我们应该努力的目标，是彻底摆脱流动性过剩问题所应得到的结果，也是央行未来渐渐恢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希望。

　　基于这种判断，接下来国家的发展战略，就没有必要将各个部门的工作重点放在宏观调控问题上。更不应该通过“规划”固定投资的比例，来约束中国经济的增长势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适应市场环境的能力越来越强。今年上半年，企业业绩不断提高的经济数据就是最好佐证。但我们还应清醒地看到，大多数业绩表现好、有竞争力的企业，他们的投资决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市场的景气、国外价格信号的变化。不少企业，尤其是那些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企业，更摆脱不了国内制度给他们带来的成本“红利”，而这种制度上的保护倾向，也容易诱发企业过分推行降低成本的海外价格竞争战略，从而延迟了产品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虽然近期外资主导的加工贸易比例有所下降，但是他们在吸收就业、出口创汇、促进竞争方面，依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企业的业绩提高，伴随着巨额贸易顺差的扩大，客观上给中国深深打上了贸易“大国”的烙印。但与此同时，并没有相应地带来居民收入大幅提高，相反，有限的收入提高，反而以存款或投资的方式，进入了目前还很脆弱的金融体系。这种局面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控制，那么，企业的发展就会脱离金融体系的支撑，宏观调控的措施就不会产生根本效果，消费者也不能分享企业业绩上升带来的劳动收入、金融投资业绩实质性提高的好处。

　　但我们也高兴地看到，在企业业绩提升过程中，固定资产投资比例(同比增速)开始向下调整，社会消费能力开始回升。如果这种变化真的伴随着产业结构转变，金融体系配置效率的提高，社会福利体系的改善，而不是暂时性的宏观调控结果，和与中央政府博弈的结果，那么，中国的经济运作效率今天确实在不断提高。只要我们充满信心，而不轻易导入大规模的宏观调控政策，那么，结构性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冲击，一定会不断减小。但我们不得不看到，在这些好迹象出现的同时，贸易顺差和货币供给也在大幅度增加。所以，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效率提高的生成机制还是不明朗，中国经济是否开始进入良性循环，还需要经得起时间考验。

　　中国的流动性过剩，根本原因，是在较为刚性的汇率制度下，贸易顺差的膨胀所导致的日趋严重的外汇占款问题。“外汇占款”就像一个打开着的却又无法自由调节的水龙头，“流动性”就像哗哗喷射出来的水柱，央行的加息、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央票的大规模发行等手段，就像人们在拼命更换不断灌满的脸盆、水桶等盛水工具，结果，汹涌的水流还是因为盛水工具的缺失，溢到没有很好排水能力的水泥地上。要解决这样的流动性冲击，就是要把这个坏的出水口给尽快堵上———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汇率自由地浮动！这种做法是否立即可行，就要取决于人们当前喉咙的干渴———对外经济依存程度，和新建的可以自由调节的水龙头———内需支撑的经济结构的速度，以及全体相关人员对未来水源的期待力度———对改革开放政策的共识和信心。

　　当前，通货膨胀引起的“负利率”现象，有可能通过企业投资扩张，进一步加剧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同时，由于物价的外部冲击和企业自身的投资扩张行为，很有可能形成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而且，在当前贫富分化的环境中，它甚至会引起社会不和谐；另外，在“负利率”的环境中，消费者闲置在银行体系的资金，随时可能流向资本市场，很容易波及到资本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比如，股市和楼市的泡沫等。所以，适度、及时和透明的货币政策导入还是十分必要的。

　　而近期的再度加息，实际效果可能十分短暂，而且十分有限。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大多数消费者储蓄或投资意愿十分强烈，企业业绩十分强劲，流动性十分充裕，所以，贷款利率的上升，可能不会太大地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利息税的降低，虽然从储户的角度等价于加息，但千万不能形成错觉：货币政策的目标，可以随便借助财政政策的工具来加以实施！否则，对其效果的评估一定是一笔“亏本买卖”，而且，政府的公信力也由此会受到很大的伤害。

　　总之，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应该为我国渐进式的改革战略争取时间，创造环境，但不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当前中国经济波动的根源，是结构性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它无法通过宏观调控来加以解决，而且，为争取暂时的稳定，宏观调控所付出的代价开始变得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