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鱼还是授渔

　　在教育界，人们往往把知识型考试和能力型考试对立起来，古人也早已对二者的区别做了形象的比喻：“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得鱼还是授渔，两者并非是割裂的。能力的形成离不开知识的积累，但能力的形成并不是简单的知识积累。知识性考试主要考察某一特定专业领域的知识内容，而能力性考试主要考察那些影响活动较广的、比较稳定的心理特征。简单地说，后者对记忆力要求不高，不依赖于考前辅导，更看重的是潜力。

　　“其实作为中国第一考的高考，这些年也一直在向能力化改进，但速度太慢。”谢小庆感叹，受到几千年中国固有考试文化的抵制，稳健的改革不足以触动它，已经形成了牢固不可破的应试教育文化。

　　而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应试教育模式已经出现了蔓延的迹象：此种靠死记硬背的应考局面，原来主要体现在高考，现如今已经开始向下延伸到初中、小学，甚至幼儿园，向上延伸到研究生、博士。可以说高考改革不仅没有触动它，反而愈演愈烈！

　　《大学有问题》的作者熊丙奇毫不留情地指出：连幼儿园都已经为了高考在准备了，数语外三门，变着法子在考。现在要求入小学要认识2000个汉字，不但学英语还要学双语，完全针对高考科目。许多小学生几十个证书都有了，为了考上好中学，疯狂上补习班，搞得比高考还累。

　　而到了大学，此种教育成了惯性，其实对大学生完全有资源可以做能力性培养，长期动向地考察，但很多老师还是在学期末用死记硬背的方式考试。而现在很多本科以考研作为导向，学生惟一的出路就是考研和专升本，而这种考试又恰恰是以知识型为主要特征，而且全国统考是大趋势，仍沿袭着高考早几年的情形。完全靠笔试录取，直到这几年个别高校才开始注重面试，但所占成绩比重依旧不高。

　　“这是我们教育的大问题，注重传授知识，而忽视了能力的发展，兴趣的激发，好奇心的保护。”谢小庆不无感慨。早在80年代他写的教科书的前言里就说，学校的第一功能是发展学生健全的人格，其次是培养能力，再次是传授知识。而我们的教育是本末倒置的，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学生缺乏社会责任感和同情心，兴趣狭窄，缺乏审美能力。

　　而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在熊丙奇看来，这样的人很难喜欢读书，这是常年被迫记忆无谓东西的后果，而且只强调知识记忆能力往往约束其他能力的发展，而其他能力到了大学就很难补上了，如团队合作能力、自信、耐挫折能力。到了社会上就反映为创新能力少，不够自信，总体为没有长远发展的后劲。

　　反对知识型考试并不是说知识的培养不重要，知识和能力的培养是无法分开的，应从幼儿园就把两种结合起来培养，全面发展。发展能力有多种方法，知识培养只是其中一种。

　　有一些考试可以作为能力型考试的范本，如美国的高考——学习评价测验(简称SAT)，以及研究生水平考试(简称GRE)。两者结构相似，都分为考能力和考知识两部分。而美国的多数大学仅要求能力部分成绩，只有一些著名学校的某些系、科才会要求知识部分的成绩。可见其中对于知识和能力培养的引导。

　　而在国内，教育领域以外也出现了一些能力型考试的典范，如公务员录用的“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简称AAT)”。AAT包括言语理解、数量关系、判断推理、常识判断和资料分析5个部分，主要通过言语、数量、常识、图表等不同方式考查应考者的推理能力。

　　在这个考试上，很多人考完普遍感觉偏难，而在成绩的反映上男女表现基本没有明显的差异。由此印证了知识型考试的不科学性。

　　在谢小庆看来，科举当年被废止并非因为不公正，而是因为无法为国家培养出有用人才，没有效率。而对比现在的高考，谢小庆认为说其是现行八股并不为过。老师的责任不是激发学生的兴趣，而是拿着鞭子。

　　高考试题改革：在难易之间蹉跎

　　很多人问林茜——你是如何备战高考的。林茜的答案总让那些颇具个性的孩子失望，她说：我是挺听话的孩子，我会把老师给我的东西牢牢记住，同时立足基础，认真看书。

　　而如今，高考中恰恰正是像林茜这样的“好孩子”才最能脱颖而出。

　　高考试题研究专家相阳分析，以知识立意为主的高考注重基础和教材，同时近年参考人数逐年上升，使得高考难度下降，学生想要拿高分不是靠攻难题，而是对基础题不疏忽。所以这几年细致的、基础知识扎实的、听话的、看教材的学生分数上得快，思维灵活的反而不行。目前的高考试题通过死记硬背、不灵活思考就能答对的题目，主要集中在历史、哲学和地理、化学部分，而语文数学物理则非常灵活。基础记忆题仍占60%以上，对女生有利。而女生文科好，理科不如男生的规律依然成立。只是这种情况在2004年之后，理科的难度下降，男生强势发挥不出来，女生才开始大范围地显山露水。

　　1985年，国家教委曾把在教育考试、尤其是高考中加强能力考察作为重要研究课题，那时受到美国几种能力考试的启发，提出一种比较大胆激进的思路，即大幅增加能力考试。而相对较保守、比较稳健的思路，是在现有考试中加强能力考察，如正在推行的“3+X”。但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种“3+X”模式中并不包括能力考试，都是学科知识的摸底。

　　能力化高考的转变在2003年的高考中体现的最为淋漓尽致，而那年的考生却普遍反映题目太难。以数学为例，满分150，当年平均分只有40分，而在往年平均分都能达到80分左右。 2003年高考数学题目后来被人评价，每一道题都很有味道，所谓处处都渗透着能力立意。这一年数学最难的一道大题，相阳曾经之后做了个实验，他把这道题拿到幼儿园里去和小朋友讨论。题目是电影院排座位看顺序，这个题表面上看需要指数函数来解决，其实一点都不难，小朋友用常识都能推算出来。可这个题当年得分率只有2%，可见高考学生思维之死板。而这种情况现在比比皆是，有时相阳在讲解一些这样的题时，现场家长比学生的反应还要快。相阳说，趋向能力化考察后，此类试题将会越来越多，它是未来高考的基本走向：把各种知识综合在一起用于解决实际问题。即便语文政治这样强调记忆的科目，也开始加重一些逻辑思维能力题目的考察，上下文进行推理，逻辑稍有混乱也会不行。这对男生将会有利，所以在未来几年，女生占优的趋势会有所改变。

　　但是，由于2003年高考题能力立意过多，导致了老师学生的不适应(尤其是教育落后地区)，之后，高考出题再度出现反复，向知识立意回归，能力化改革骤然放慢。因此出现如今，女生压倒男生的趋势。按照相阳的看法，能力型试题不是出不了，而是没有条件出。

　　由于之前全国采用统一高考试卷，城市和农村学生的能力差别显得更大。一些农村基层的学校，由于师资水平不高，只能照本宣科，在英语这样的科目尤其明显，就听力来说城市学生要明显强于农村学生。

　　而分省化出题比较好地解决了这样的问题。上海90年代初就开始自主命题，有完整的出题资源班子，他们的高考题非常灵活，有人评价，比全国卷领先3～5年。今年分省命题达到了18个地区，但完全由本省自己命题的还是经济发达地区，落后地区仍是全国卷。然而分省化出题又带来更多复杂的情况，由于全国各地对北京学生分数低也能上好学校质疑颇多，所以从去年开始北京高考的难度就明显降了下来。林茜的班主任汤步斌感叹，现在北京高考的分数水分多了，外地的题都比北京难得多。

　　虽然能力型考试的转变还在进行之中，但这种考试的异化作用已经活跃起来。相阳说他曾去过邯郸的一个省级高中考察，那里对学生全部采取封闭化管理，同时开展各种各样的兴趣小组，相阳问校长，你不怕把学生的心思都弄散了吗？校长答，我们的兴趣小组已经全部与高考开放题挂钩。都有针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而就教育部的表态来看，取消高考是不可能的，如今的问题是如何改，目前稳健的改革成为主流，正如教育部长周济所云“改革要平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