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慈善投入者们既不是圣人——可以为了别人牺牲自己的一切，也不是盗贼——要利用别人的善良得到不义之财。他们希望，不要追究他们的动机，也不要怀疑他们的善良

　　“我想帮助麻风病人，有新加坡政府给我钱，我想捐赠给湖南麻风病人。”

　　7月25日，记者用手机短信问住在长沙第一福利院的杨海：“为慈善付出了健康的代价，是否后悔？”一天后，杨海回复了短信，而且将上述答案连发了两遍。

　　杨海曾是一个公众人物。他现在已说话不清。这个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英语系、在美国驻华使馆任过职的青年人，曾经号称是中国的“慈善个体户”。10年前，他挂靠在一家慈善组织，在没有工资、津贴和预算拨款的情况下，完全依靠个人的力量向国外募捐，曾经为内蒙古草原卫生院募集了数十万美元的医疗设备和药品；他还翻山越岭深入湖南的麻风村，为素不相识的麻风病人玩命奔波。一年多前，杨海突发脑梗阻，他说话的能力丧失了，只能够用写的方式简单交流，且思路还不是太连贯。发短信是目前外界惟一可以和杨海交流的办法。

　　杨海的朋友李晋涛告诉记者，杨海突发重疾时，因没有任何医疗保障，无力长期承担巨额医药费，后来被朋友们送到了长沙市第一福利院。开始时，朋友们还以每人每月100元的方式自愿捐助，时间长了，社会捐款逐步减少下来。杨海的助手余昌盛很惊讶记者还在关注这件事情。

　　如今，李晋涛正在努力想让杨海成为低保人员，从而可以名正言顺地在福利院里休养。由于没有“正式”工作，没有城里户口，办理低保困难重重。

　　而在杨海的家乡，湖南一个贫困的山村，村里的人却在教育孩子说：“你们读好书了，千万不要跟杨海学，(弄成这个样子，是对父母)没有良心。”

　　艰难的关爱

　　“刚才我亲爱的老公没了，这就是我做公益最大的(代价)？因他胸口痛要做(手术)？要5000元，我一时拿不来，结果命没了。中国对公益工作人要立法。”

　　7月30日凌晨3点，记者已经完稿时，却意外地收到了北京通州区关爱中心主任常梦发来的短信，得知了这个不幸的消息。

　　而就在几天前，本刊采访常梦，她还是风风火火地忙着关爱中心的运转：房子漏了，请民工；家长来了，要谈话；要联系北京的新闻媒体寻求社会捐助。虽然她也向记者抱怨：“下辈子打死我也绝对不干了，这不是觉悟能够推动的事业。”

　　北京市通州区关爱中心是一个以照顾单亲家庭残疾孩子为主的公益机构，托养在这里的多是一些失去家庭温暖的残疾儿童，每个孩子身上几乎都有着令人心酸的故事。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常梦就这样成为了十多个特殊孩子们的“妈妈”。

　　谈及做慈善的代价，常梦只用了一个“惨”字来形容。“关爱中心”在民政局注册，因为是公益事业不能够按照企业运作，上级拨款和社会资助款项基本用在了关爱中心的基础建设，不能够用来还债。常梦先后投资了近30万建造了关爱中心，如今只还上了4万多元。

　　尽管经费拮据，关爱中心的收费相比同行仍然很低，每个月的托养费仅700元左右，个别特困家庭只用交200元，按照北京的消费水平，这点钱在城里连请一个日班保姆都不够。令常梦内疚的是，这里的老师很累，薪资福利却长期处于低水准。常梦的先生黄雁平为支持妻子创办的事业，辞职加入关爱中心，同时也失去了医疗保障。结果得病了却拿不出药费，常梦只能在一旁默默流泪。即使在丈夫病情最危急的时刻，她也没敢动公益账上一分钱。熬不下去的时候，她也曾想过干脆收摊，但是面对着残障的孩子们，终究下不了决心，毕竟养个小猫小狗还有感情呢：“前辈子欠这些孩子的，这辈子还不清了。孩子们回到家了就想我，邪了门了，我还想他们！你怎么能收摊？”常梦反问。

　　为了能留住人，常梦把个人的工资都垫了进去。偶尔有刚毕业的大学生来求职，常梦就苦口婆心，不断向对方灌输，就当是自费实习了，对将来总有一个提升。但是她也明白，这不是长久之计，钱太少了将来找对象都困难，总不能够耽误人家。

　　挥别第九世界

　　“我们不能要求志愿者必须把事情永远做下去，或者在贫困地区工作几十年，‘献了青春献终身，还献家庭和子孙’，这样除了圣人还有谁愿意成为志愿者呢？志愿者也是普通人，也要孝养父母，也要成家生子，也希望过富裕舒适的生活，也要面对家家都有的那本难念的经。”这是大洞“复新”团队负责人徐慎檀在文章《我所理解的志愿者》中的表述。

　　徐慎檀在贵州从江县雍里乡支教，那里被称做是“第九世界”，因为中国是世界上的第三世界，贵州是中国的第三世界，贫困的从江则是贵州的第三世界。志愿者们就在这里开设了大洞“复新”实验班，除了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内容，还教孩子们《大学》《中庸》，讲授火灾、溺水、农药中毒等各种常见危险的避险和急救。

　　尽管经费艰难，正常情况下，大洞的志愿者每月还是能够领到300块钱生活费——虽然这里的实际花费将近1000元。事实上，包括徐慎檀在内，大部分人还是贴进了自己的积蓄，甚至借债度日。徐慎檀告诉记者，一些有水准、有责任感的志愿者最后是因为没有钱了，不得不放弃支教工作。有一次，团队的全部账面上只剩下了6块钱，靠一个杭州的朋友卖了家里东西，邮寄来3000块钱才解了燃眉之急。

　　作为团队的负责人，徐慎檀一直劝告大家，做了一两年，累了，想回去了，开始怀念城市的豪华生活了，就应该高高兴兴地离开。因为爱心不一定要舍生忘死，不一定要“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她常常劝前来应聘支教工作的志愿者一定要想好，首先是要征得家人的同意，照顾好自己的家庭，其次要考虑支教两年以后，你该怎么去面对你的城市？这也是她自己要考虑的问题。大洞“复新”团队一直坚持在网上发布着支教日记，曾经在北京外企任职的徐慎檀记下了自己的担忧：“从昨天开始，小庞多次提醒我，要开始考虑回北方以后的生活了，毕竟现实永远是我们要面对的。在这里工作两年，对于竞争激烈的北京职场，年龄增加了但企业经验没有增加，竞争就将处于劣势，我必须认真考虑何去何从。”

　　徐慎檀是悄悄离开的。记者追看着大洞“复新”的支教日记，才发现采访她的当天晚上，她平静地结束了自己在这里两年多的志愿者工作：“徐慎檀明天将离开，收拾了一天东西终于妥当，她7月份的生活补助按照她的意思将捐赠给团队作为电话费支出，谢谢她。晚上的稀饭，为徐慎檀饯行，我们无法做到丰盛，但是够独特。”

　　而在白天接受采访时，她却没有流露出要走的意思，她甚至也没有告诉乡里。

　　“无国界”的选择

　　“我想，假如你在国内有家庭有工作，大概不会选择成为海外志愿人员，因为在志愿行动结束以后，是不大可能可以回到曾经努力争取得到的工作岗位。”32岁的无国界医生组织国际志愿人员潘渊在电邮中告诉记者。他此刻正在缅甸担任后勤统筹。

　　无国界医生组织是全球最大的非政府国际医疗人道援助组织，在全球有240万捐助者和数千名志愿人员，中国大陆目前共有4名志愿人员参与其海外救援项目，潘渊是其中之一。他曾经远赴北苏丹支援当地的黑热病项目，在极其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工作了16个月，还曾在孟加拉国南部难民营、西非塞拉利昂、中亚乌兹别克工作过，并曾在巴基斯坦参与2005年10月大地震的紧急救援工作。潘渊表示，他的外国同事曾认为中国人只是经营洗衣店、开餐馆或者卖鞋诸如此类的生意的，“假如你是亚洲人参与人道救援行动，通常中国是人们最后一个(他们)猜到你来自的地方。”

　　1998年，一位朋友告诉他无国界医生的云南项目在招募一个临时翻译。潘渊从此踏入了另外一种生活，后来则逐步成为了专职的志愿人员。但是他的行为并没有得到周围人的理解。潘渊的母亲以沉默回应，父亲则在最初两年不认同潘渊的选择，常常叫他要想清楚未来。一些亲友问潘渊，为什么他要去像非洲这样充斥着疾病，贫穷和战争的地方？他们认为即使想帮别人，也应等到赚够钱，有相当能力之后。这和潘渊在无国界组织中的其他国家同事的际遇形成对照。那些同事，他们大都早有计划要在一生中用上一年时间，为人道救援做一些事情，他们把志愿工作看成一生中必须拥有的经历。一位来自荷兰的同事，来之前得到公司的支持，可以获得一年的无薪假期。潘渊告诉记者，这样的例子多不胜数。“有时我甚至想，他的老板给予他这样的机会，是不是因为自己也曾经有这样的志愿工作经历，或者是他也想要成为志愿人员。”

　　如今，“不合常规”的潘渊仍然孤独奔波在路上，9年过去了，他的同学们都小有成就，家人则期盼着重聚的时光。潘渊并不后悔，他只是羡慕国外同事们所拥有的更宽松的氛围，希望有一天中国也能够拥有同样的社会环境。

　　至于自己付出的代价，他在给本刊的邮件回复中表示：“我想回应这次采访的标题。我认为一颗关怀他人、投入志愿工作的心是无价的。无论是慈善，或是人道行动，都不需要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