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央行的《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最有新意之处也就是在对当前经济生活中的价格理解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二季度的数据来看，GDP同比增长11.9%；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5.9%；上半年CPI同比增长为3.2%，但6月份的上涨为4.4%；二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为28.5%，房价上涨也达到历年最快的水平。但是对于这些数据，国家统计局的解释是中国经济只是出现增长过快的趋势。

　　特别是对CPI的解释，国家统计在公布CPI数据时有意弱化6月份的4.4%增长，强调上半年CPI的3.2%增长，并认为上半年CPI的增长核心因素分别来源于食品类和居住类价格的上涨，这两类价格同比上涨达7.6%和3.94%，对CPI上涨的贡献分别为78.5%和17.81%。考虑食品类价格、居住类价格上涨持续和前期的翘尾因素以及其他结构性因素，因此，在国家统计局看来，当前CPI上涨是不可持续的。如果核心CPI变化，中国CPI一直保持在稳定的态势上。顺此之势，有人认为由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与繁荣，就得把以前设定的3%CPI的目标上升至4%，而4%CPI也是中国政府可忍受的。

　　但是从《报告》的分析与描述可以看到，核心CPI概念在中国也许是不适应的。因为各国恩格尔系数不同，其核心CPI的含义是不一样的。目前不少国家在使用扣除计算核心CPI时，不是简单地将一些价格易波动项目完全剔除，而是根据价格波动程度确定项目、价格波动越大的项目权重就越低。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分析价格形势时，不应只关注剔除食品的核心CPI，对食品价格变动的影响也予以足够重视。这种解释是有见地的，也符合中国的实际与国际惯例。

　　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中国CPI统计指标体系与发达市场经济下的CPI统计指标体系大类上分类有点相同，但由于中国居民消费品及消费模式的差异，不仅在分类上不完全相同，而且不同类的权重上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性。比如说，中国的CPI指标中食品权重为34%，而能源没有具体标示哪一个类上，以及在交通通讯中权重多少也不清楚。而从美国CPI体系看，食品和饮料权重为15.4%，个人能源消费权重为3.2%，两项合之为18.6%(欧元区扣除未加工食品与能源为82.8%、日本扣除新鲜食品为95.9%)，而中国食品与能源消费合起来估计权重达到36%以上。如果中国也要如美国那样来公布一个核心CPI，不仅核心CPI内涵不同，而且其权重也有很大的差异。用两个表面上相同但实际内涵不同的CPI指标来制造一个核心CPI指数对中国来说应该是没有多少意义的。还有在居住类上，美国CPI体系中居住类的权重为42%以上，中国则只有13%。由于中国住房类在整个CPI指数中的比重过低，这不仅没有反映中国居民实际消费模式的变化，也使得国内房价快速上升而不能够在CPI中得到反映(房价快速上升，无论是把住房算作是投资品还是消费品，肯定应该反映居住类的居民消费价格变化中来)。也正因为这种CPI统计体系的缺陷，从而使中国CPI不能真实地反映国内居民消费与服务价格与消费模式的变化，从而使得中国居民对通货膨胀实际感受与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存在不少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