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受贿案中，共涉及12个单位和个人向胡星进行了贿赂。其中送钱最多的一人是深圳市安远投资集团董事长陈族远，他一出手就是3200万元，创造了云南省最高行贿纪录。

　　3200万元，到底是何概念？按每张面值百元计，万元叠在一起的厚度大概为1厘米，3200万元就是32米；按万元纸币350克计，100万元就是35千克，3200万元纸币的重量超过了一吨。将成吨百元大钞砸向贪官，权力与黑利的大胆无耻与疯狂，远远超出常人想像。

　　单笔收贿3200万元的超级巨贪胡星及其背后的行贿者陈族远，共同创造的恐怕不仅仅是一项云南纪录，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全国性纪录！

　　逐利乃资本的本性，每个毛孔都流淌着血和肮脏东西的“腐败资本”尤为如此。透视近年查处的官场腐败大案，与贪官涉案金额急剧攀升几乎同步的是，行贿者单笔行贿款纪录的不断刷新――原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昭耀腐败案，最大的一笔贿赂是55万；原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贪腐案，最大的单笔贿款价值过百万；原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徐国健卖官案，最大一笔收入是原该省交通厅厅长章俊元送上的200万；原四川犍为县委书记田玉飞贱卖国有资产，收到的红包是1200万……

　　精于算计的商人是不会做赔本买卖的。行贿受贿“标王”接连出现，并非贪官与奸商们在哄抬权力市价，制造标新立异，而是有着更为露骨、更为直接的阴谋。行贿受贿同时也是一场权力金钱交换，单笔贿款看“涨”，意味着涉腐双方对更大更多公共权力、社会资源的窃取，意味着权钱交易的猖獗与升级。

　　就拿“行贿状元”陈族远来说，其精明的行贿经济学亦叫人叹止。他之所以慷慨大方地将3200万元送给胡星，是算准了胡星手中变腥的权力价值数倍于此。在胡星受贿最为疯狂的时期，此人身份是昆明市主管城建的副市长，每条街道的拓宽改造、每块土地的挂牌拍卖、每个重要公用设施的建设配置，莫不经过其权力之手的审批拍板。只要“买通”此人，在每年上百亿的城建投入中分到一杯羹简直易如反掌，在寸土寸金的黄金地段拿到一块地转手就能赚得上千万元，每年收取的巨量回报又何止区区几千万呢。

　　市场交易的原则是等价交换，而腐败经济学、行贿经济学的信奉者，对此已远不满足。马克思在描述资本的时自私自利时，曾有句名言：“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着绞首的危险。”如今冷观冒着犯罪风险进行权钱交易的“行贿状元”，他以3200万元的投入，到底想追逐什么样的暴利呢？应当穷追不舍查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