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备考

　　找到一张纸都如获至宝

　　1977年，党中央宣布恢复高考，渴望改变自己命运的人们看到了希望之光，而中学老师们则看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附中的老师群情振奋，大家写联名信寄给广东省委，请求将王屏山校长从教育局调回附中主持工作。这个请求得到了批准。”邵祖成回忆。

　　但从前积累下来的教学材料都被扔光烧光，课本、教案、试卷通通没有。邵老师说，文革前的附中有十几万册图书，藏书量连一些大专院校都比不上。但文革开始后，有的书籍被当成废纸卖了、有的被查抄、有的被个人占为私有。十几万册书就这样流散，不知所终。

　　一穷二白的情况下，老师们决定自力更生。有的在家翻箱倒柜地找，有的向亲朋好友打听，能弄到一张纸都如获至宝。更多的老师自己动手编写教材，一边上课一边写，写好了就让学校打字室的工人刻钢板，用油墨印出来。那时候华师附中只有两个刻字的工人，老师们要印教材都要排队轮候。因此有很多老师卷起袖子自己刻钢板。邵祖成的工作热情感染了学校的一个老会计，他主动帮忙：“邵老师，你写好了就给我印。我白天工作，晚上就可以印了。”

　　所幸的是，华师附中的老师们在十年浩劫中基本得以保存。邵祖成说，即使在形势最严峻的时候，老师们都没有放松对自身的要求、坚持学习。拿语文课来说，从前的课本不让教了，就自己研读古文、研究毛主席诗词。“复课闹革命以后，教学水平没有滑坡”。

　　良师难求

　　考生跋涉百里到名校听课

　　但另一方面，学生的水平却很不理想，“跟文革前的老高中生完全不能比”。学生基础差、底子薄，老师们只能加班加点地给他们补课。那时华附的老师中午、晚上、周末都是在给学生补课。

　　而对于渴望上大学的考生来讲，良师更是难求。一旦听说有名师在哪个学校、哪个教室上复习课，考生们情愿长途跋涉、从几十里甚至几百里以外赶来听。邵祖成说，当时的情景让他至今难以忘记：教室里几十个座位座无虚席。椅子不够，学生从别的班上搬，有人还自带了小马扎。窗台上坐满了人，前后门挤的都是人。可老师一开声讲课，底下几乎鸦雀无声。华师附中的领导也深受感动，每次都特地多印一些资料发给这些学生。

　　住校学生更是全天泡在书本里：不到12点不愿睡觉；晚上熄灯以后，还有同学就在走廊里、厕所里微弱的灯光下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