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肉一向对多数中国人有着特殊意义，畜牧系统的人都知道——“粮猪安天下”。

　　湘潭市岳塘区板塘乡原农办主任肖建芳感慨:“如果不是城市人吃不到低价肉了，

　　基层农民的生活，很少有人会像这样来关注。”

　　城市人一向认为，粮食和猪肉这些基本生活品，价格越低越能保障人民生活。

　　这种想法让底层的农民很无奈。

　　记者◎吴琪

　　“引子”：疫病

　　8月3日，湖南省版图中部偏东的湘江流域，距长沙仅40多公里，全国“养猪百强大市”湘潭气氛紧张。

　　气温近40摄氏度，长沙正遭遇50年一遇的大旱，这场干旱也影响到湘潭。长江今年的最大洪峰此刻正通过武汉，而在湘潭，一场抵抗“猪荒”的战役，也如同对洪水的抗争，紧张忙碌。

　　午休时分，湘潭市畜牧水产局总畜牧师吴买生靠在沙发椅上，习惯性嚼着槟榔，“你说怪不怪？去年夏天也是这么热的时候，农民的猪一片片死去，猪肉送人都不敢要”。吴买生和同事们四处求人，让农民把病死猪捞上来按科学方法填埋，处理一只还得付给农民20块钱辛苦费。“那时候猪价最贱，受损的农民哭天喊地。谁能料到，一年后的今天，猪肉如此紧俏，我们要跟在农民屁股后边转，求他们赶紧多养猪呢。”

　　作为全国五大生猪生产的产业基地，湘潭市下辖5个县市区，其中又以湘潭县和湘乡市的生猪养殖最发达。全市农业人口人均出栏生猪2.8头，养猪占农业产值的58.3%。

　　这样一个养殖大市，行内人都有直观感觉——今年的猪明显少了。去年3、4月份猪肉价格跌到谷底时候，吴买生就隐隐担心，亏损的农民会大量杀母猪，“种田得有田地在，养猪得有母猪在，淘汰母猪说明行业开始不正常了”。而去年8月一场疫病，让原本低迷的养猪业雪上加霜。这种直观感受也反映在数据上，据湘潭市畜牧水产局统计资料，全市今年1～6月出栏肉猪比去年同期减少13.39%，存栏总量和存栏母猪数分别比去年同期减少12.84%和24.1%。

　　“出现‘猪荒’是因猪遭了灾，猪遭灾是因为得了病。”在养猪户的逻辑里，疫病成为多数人谈论这场灾难的起点。虽然从生猪养殖到肉价市场的形成链中，疫病只是难以预料的不稳定外来因素，但对于广大分散着的养殖户而言，意外一击往往构成致命一击。

　　在湘潭，从去年夏天始，染病的猪先是发高烧、皮肤发红、拉肚子，拉到走路都走不稳，很快变为呼吸困难，从发病到死亡，只一星期。在高温高湿的南方地区，母猪开始流产或生死胎。做了20多年畜牧工作的吴买生说:“这次比以往的疾病更可怕，因为它袭击了不同生长周期的猪，染病的母猪、大猪、仔猪接连死亡，生猪生产的结构被改变了。”湘潭农民由此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上亿元，最严重的一个猪场损失数百万元。当地农民泄气地说，原本指望养猪得到的利益都“喂到猪屁眼里去了”。

　　与湖南相邻的广东省是湘潭生猪的主要市场，湘潭地处公路交通枢纽，养殖密度大，流动频繁，防控动物疫病难度大，往往是一户发病，一片遭殃。这场最终被确定为“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的疫病，从去年5月首次在江西爆发，很快蔓延至湖南、广东、湖北、安徽、江浙等地。但它在各个省之间传播的路线，却很难说清。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防疫部门工作人员说，一旦确定某省爆发了疫情，全省养猪卖猪的人就都遭殃了。让行内人印象深刻的是，2005年四川爆发猪链球菌感染，猪肉外调大省四川的养猪业就几乎受到“灭顶之灾”。

　　在全国猪肉市场大流通的今天，一旦某省或某市疾病信息爆出，等于给自己封锁了所有猪肉出售的路径。

　　今年5月，去年爆发过的蓝耳病再次侵袭，这次位于湘潭市区边缘的湘潭县响水乡青竹村未能幸免。5月14日，村里的科技副科长莫石奇听说3户村民家里爆发了蓝耳病，马上向村支书卢国良汇报。卢国良带着村干部下去了解，发现病情不止3家，有些农户不愿让人知道自家猪得病，希望还能卖个价钱。5月18日，卢国良将疫情上报到湘潭市畜牧局，第二天市里专家便下村子。经历去年的蓝耳病后，从上至下的应急相当高效，但仍然抵挡不住损失。仅就卢国良所在的月塘组，一共34户农户，29户人家养猪，24户爆发了蓝耳病。全村从5月14日到6月16日，共有2677头猪生病，死亡867头。损失最大的是养猪大户刘福泉和易建辉，刘家死掉了57头猪，易家则病死了116头，“两个大男人在家痛哭”。

　　记者8月初走访湘潭的好几个村庄，发现养猪户的警惕性极高，他们坚决不让外来人参观猪舍。农民们此时表现的原则性让人有些吃惊，他们对外来细菌的防范也从一个侧面流露了疫病带来的恐慌。“就连自己家的人，也是要消毒后换衣服换鞋子，才能进去的呢！”

　　猪价模糊的传导链

　　疫病流行，给了人们一种说得过去的解释，就像天气不好会导致粮食歉收一样，谁能杜绝坏天气呢？连续两年的高致病性猪蓝耳病流行，导致生猪存栏数下降，成为猪肉涨价的一个直观原因。但从更深层的经济分析，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天气、瘟疫等因素虽然也影响粮食和猪肉价格，但这些供给方面的扰动可能是一次性的，对价格趋势的影响更多属于随机的扰动项。猪肉价格的变动是怎样传递的，在持续上扬的价格体系中，谁在推动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呢？

　　猪肉价格的异动，在基层与“猪”打交道的人有更为敏锐的触觉。湘潭市畜牧站站长周炯光说，按照过去20多年猪肉市场的规律，几乎每4年猪价就有一个高峰与低谷的轮回。大家记忆中比较近的年头里，2002年猪价极低，2004年行情到了一个高峰，瘦肉猪的生猪价格能卖到5.2元一斤，农民卖一头猪可以挣200～300元。2006年又到了低谷，仔猪价格更是跌得凶，不论大小一律15元一只，不到2005年高价时的1/10。中国肉类协会副会长陶一山把它归纳为，“农户养猪基本上赚两年亏一年”。今年猪价开始一路向上狂飙，多数养殖户的第一反应是，“这是对去年低价的一个补偿”。

　　进入6月，行内人感觉到这轮价格反弹得异常。吴买生记得，猪肉市场价每斤涨到八九元的时候，“长沙、湘潭的媒体天天采访，问我的都是同样三个问题:猪肉价格还会不会涨？什么时候回落？生猪的存栏量是多少？”7月初猪肉突破每斤12元，吴买生开始直接接到市领导电话。于是他改变了习惯，每天出门上班第一件事，先上菜市场问问，今天猪肉什么价？刚问完，市领导的电话就追过来了。8月3日这天，湘潭的猪肉卖到每斤15元，长沙卖到16元。吴买生说，“这是在老百姓减少猪肉消费前提下的现有行情，如果大家还像以前那样吃肉，肉价早就突破20元一斤了”。

　　在肉价引起广泛关注后，一场场追溯猪肉涨价根源的讨论开始了。湘潭市不少机关的工作人员，最近的重点工作是下农村，劝村民们多养猪。村民养猪的意愿，似乎成为人们能不能吃到低价猪肉的原因。

　　湘潭市板塘乡摇泉村45岁的戴政洪，正在家门口和邻居干着简单的木匠活，高企的猪价看上去和他没有关系，养猪显然不是他今年的重点。戴政洪从1994年开始养猪，因为不愿意出去打工，种菜卖菜成为他的固定收入来源。待到2004年、2005年生猪行情非常看好时，戴政洪的养殖规模也曾达到最高峰，猪舍里有了七八十头猪。但是去年蓝耳病，一些养到100多斤即将出栏的猪病死，加上猪肉价格非常低，他杀了一些猪，血本无归，猪圈里一下子只剩下30多头。多数养殖户如戴政洪一样，行情好的时候马上扩大规模养猪，可是一旦猪多了，价格急跌;看到跌价，农户们又开始杀猪或弃养，猪肉又因为紧缺而涨价。戴政洪有些愁眉苦脸，他对记者说，“我们好像永远赶不上这个趟”。

　　湘潭县响水乡青竹村的莫石洪则要顺利得多。34岁的他从1997年开始养猪，刚开始只有两头母猪，2002年累积到100多头规模，今年达到500多头，成为青竹村的养猪第一大户。莫石洪的理论很简单，在经历1998年、2002年两个低谷期后，他发现养猪的行情即使再不好，“当年只有一两个月亏本，挺过去就好了”。所以莫石洪一直没有缩减规模，猪越养越好。

　　在经济学家的眼里，莫石洪显然比戴政洪高明得多。戴政洪看到的总是眼下的猪价，而忽略了生猪养殖6个月的生长期，没看到价格变化的规律。当然，莫石洪家的经济基础更好，对风险的抵御能力也更强。当养猪户每一年亏损或赢利的时候，他们的意愿决定了生猪存栏数量的变化，而他们的意愿又根据什么呢？有的农户看看隔壁邻居的猪圈，决定今年自己的投入。有些根据自己当年的经济状况决定，有些也开始对市场规律做预测。光大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对这种预期做分析，农户在观察到价格变动后，形成了通货膨胀预期，这导致农户存粮(以及存栏生猪)意愿的变化，从而进一步影响了粮食和猪肉价格。

　　在高善文看来，猪肉涨价并不是一轮涨价的启动因素，反而是经济制造部门和服务部门的价格变化，决定了粮食和猪肉等农产品的价格走势。这种传播渠道包括饲料、化肥在内的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变化引发种粮和养猪成本变动，影响了粮食和猪肉的价格。

　　高善文认为，2004年底到2006年初，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工业增长率开始下降，带动中国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不断回落。由于中国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在此期间的回落，包括粮食、猪肉在内的食品类价格指数也开始同步下降。猪肉价格下降挫伤了农户养猪的积极性，生猪的存栏数出现下降。2006年初全球经济体的工业增长率开始回升，一个季度后，中国的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止跌回升，大约与此同步，猪肉和粮食等的价格也开始上升。伴随猪肉价格的上升，生猪存栏数问题开始逐步暴露，并在今年5月引起了广泛注意。

　　但是由于中国缺乏指数化债券等金融工具和发达的金融市场，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及其变化是无法直接观察的。在自发而散乱的市场关系中，养猪农民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变得难以掌握。上至国家相关部门，下到养殖户，因而很难对市场做准确预期。猪肉行业仍然在几年循环一次高峰低谷的状况中徘徊，只是这次肉价的反弹，在综合多种因素后，变得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