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增长低通胀”的内在原因剖析

　　经济增长的长周期理论表明，经济长期增长过程既可能伴随高通货膨胀现象，也有可能伴随低通货膨胀(或轻度的通货紧缩)现象，这主要取决于技术进步和体制环境等长期变量的变化所引起的供给增长速度与需求增长速度的相对快慢。影响上世纪90年代以来“高增长低通胀”的内在原因：

　　(一)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因素

　　2003年以来，新一轮经济能够持续繁荣并同时保持低通胀态势，技术进步速度明显加快是重要原因之一。技术进步直接推动了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技术进步在推动供给能力迅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购买力的增加。总之，技术进步速度加快，使供给的增长远远超过了需求的增长，这对价格总水平的上升将会形成越来越大的制约。从这个意义来讲，我国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格局将会长期存在，中国未来价格总水平存在长期下降的可能。

　　(二)体制创新因素

　　如果说技术进步是影响新一轮经济“高增长低通胀”的重要因素的话，那么，体制创新则是保障其实现并可以持续的重要条件。

　　减少政府管制，打破垄断，释放出新的增长潜力，极大地促进了效率的提高。“高增长低通胀”能够实现、并持续较长一段时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机制发生了重大转变。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职能由过去过多地对微观主体进行干预逐步转向宏观调控，不断消除影响微观经济主体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为经济拓展了新的增长空间，并极大地促进了效率的提高。一方面，放松管制和市场准入，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干预，改革项目审批制度，打破垄断，充分发展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有效激发了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内在增长动力。与以往几轮周期不同，本轮周期中出现了投资反复过热的情形，其重要原因就是有两股力量实质性地推动经济增长，一股力量是由地方政府推动、民营资本为主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投资，另一股则是市场本身的、完全以市场利润为基础的经济内生性增长力量。由制度创新所带来的这种经济增长活力是以往任何时候所没有的。另一方面，商品价格完全放开，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市场对价格的引导和调节作用大大增强。理论和实践表明，投资强劲增长必然带动生产资料价格大幅上涨，进而对下游产品形成成本推动型价格上涨，最终有可能引发通货膨胀。而本轮经济却出现了PPI与CPI走势相背离的情况，其原因在于目前我国商品市场价格完全放开，市场处于一种激烈的竞争当中，下游产品长期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这就决定了上游产品涨价很难通过下游产品释放，最终抑制了价格总水平的上涨。

　　(三)贸易市场因素

　　经济全球化发展，使市场交易成本降低，资源配置效率明显提高。加入WTO为我国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提供了绝好的机遇。一方面，外资大量流入和贸易持续快速增长，对推动我国新一轮经济持续繁荣以及缓解国内市场压力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伴随全球市场的日益融合以及入世过渡期结束国内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商品和服务贸易交流越来越频繁，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明显提高，不仅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而且还扩大了市场的“交易半径”。中国越来越多物美价廉的产品出口，不仅对发达国家、尤其是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美国经济得以实现持续10多年的增长而没有发生通货膨胀起了积极作用，更重要的是贸易出口持续快速增长，有效缓解了国内市场供大于求的压力，从而避免了经济快速增长有可能带来的通货膨胀风险。

　　尽管国际石油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对国内通货膨胀构成了一定压力，但全球范围的制造业生产过剩，影响我国制造业领域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格局难以改变，从而有利于我国实现并保持了低通胀态势。从中长期来看，全球化趋势特别是全球市场一体化的加快有效地提高了全球资源配置效率，各国的比较优势都将得到充分的发挥，这种市场开放、竞争水平的提高，必然激发企业的创新能力，进而使价格长期稳定或持续走低，从这个角度看，未来面临的通缩风险要大于通胀风险。

　　中长期经济保持“高增长低通胀”面临的主要问题

　　尽管中国经济有条件长期保持“高增长低通胀”格局，但仍面临一些不确定因素。

　　(一)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对“高增长低通胀”的稳定性将有可能产生影响

　　一方面，世界经济波动、特别是美国经济如果出现剧烈波动，对中国经济增长将会产生不利影响。世界经济从2002年进入新一轮增长期以来，已持续5个年头快速增长，成为战后世界经济周期史上较长的一次长周期扩张。从趋势看，在经历了一个增长周期后，世界经济面临的风险日益增大。世界经济波动、尤其是美国经济如果出现较大波动，中国经济“高增长低通胀”态势将难以持续。其一，全球金融体系中的流动性过剩严重，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和某些地区的金融危机，而规模巨大的短期投机资本的活动将可能影响全球经济的平稳运行。其二，日趋恶化的全球经济失衡对经济增长和世界金融市场已构成了威胁。其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经济减速对中国经济将带来三方面的不利影响。一是影响中国出口减速进而影响经济增长；二是美国经济减速带来的美元贬值以及可能降息等因素，将会促使国际游资继续流入中国，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和中国资产膨胀的压力；三是经济减速背景下，中国巨大的经常项目顺差会在政治上变得更加敏感，贸易摩擦加剧，汇率升值的政治压力进一步增大。因此，美国经济的走势是影响未来世界及中国经济的最大变数。另一方面，国际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供给紧张程度加剧，其中主要是石油价格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这对“高增长低通胀”的稳定性可能产生影响。本轮经济面临的最大通胀压力将是来自能源和基础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一方面,国内经济扩张特别是工业建筑业等的扩张力度比较大,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很大。另一方面,以石油、铁矿石等为代表的国际市场能源和基础原材料价格上涨压力很大，必然会传导到国内，推动国内价格上涨。因此，未来国际油价存在较大变数，再加上其他原材料价格的不断上升，将成为通胀的主要压力，这对我国“高增长低通胀”稳定性可能带来不利影响。

　　(二)农业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粮食供给短缺或严重过剩，都将会对价格总水平产生不利影响

　　从以往历史看，我国每轮通胀或通货紧缩均是由于粮食及农产品价格大幅波动所导致的。因为粮食在居民消费价格(CPI)中的权重较大，粮食价格的上涨或者下跌均会引起整个价格总水平的波动。从长期来看，我国农业及粮食价格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一方面，随着工业化、城市化速度加快，我国耕地面积将会继续逐年减少，粮食继续大幅增产的难度增大。另一方面，入世后国内粮食价格受国际粮食市场价格的影响越来越明显。随着玉米、大豆等从传统粮食产品变为重要的能源替代品，粮食需求明显增加，全球粮食供需矛盾明显加大，粮食及农产品价格有可能呈长期上升趋势，这将会影响国内市场粮食价格的波动。如果国际粮食供求一旦出现紧张，在全球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投机因素将会进一步推高粮价，使粮食及农产品价格波动加剧，进而引起国内粮价以及整个物价总水平上涨，最终有可能引发通货膨胀风险。不过，从长期趋势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农产品价格一直呈下降趋势，期间一般4至5年就会出现一次小幅波动。此外，随着居民、尤其农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粮食需求量也将会有所减少，如果不出现大的自然灾害，我国粮食供求关系也有可能由目前的供求基本平衡转向供给相对过剩。总体来看，中长期我国农业及粮食和农产品价格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上涨压力大于下行压力，对CPI的影响不容忽视。

　　(三)流动性过剩及产能过剩是影响短期和长期经济运行的两大不稳定因素

　　普遍认为，我国有可能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面对流动性过剩的问题。流动性过剩对经济将会造成两种截然相反的效应：一种情况是流动性过剩导致货币信贷增长过快，使经济增长面临一定的通货膨胀压力。持续几年货币信贷快速增长，经济增长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日益增大；流动性过剩不仅引发实体经济投资强劲扩张，同时也导致资产泡沫化发展，即以房地产、股市为代表的资产价格过度膨胀，资产价格领域集聚的通胀风险日益增大，如果调控不当，泡沫一旦破裂，对金融系统以及整个经济将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另一种情况是流动性过剩导致投资过度增长，产能过剩矛盾加剧，经济增长同时也面临通货紧缩的风险。本轮经济扩张由于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冲动和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相结合，推动固定资产投资连续5年保持在24%以上的高速增长，投资率不断上升，由此造成产品供给增长速度明显快于需求增长速度，产能过剩的矛盾日益突出。虽然国家从2004年就开始采取措施重点治理钢铁、水泥等部门的投资增速过快问题，但去年以来，随着部分基础原材料产品价格回升，投资增长再度强劲反弹。近两年大量投资所形成的产能将会在今后不断释放，如果流动性过剩局面得不到有效缓解，投资长期扩张势头得不到控制，使产能过剩从某些行业扩散到更多行业乃至全社会，将会隐藏更大的产能过剩和通缩压力，而且持续时间越长，经济越有可能进入一个较长时间的调整期。

　　(四)市场化改革严重滞后，阻碍经济增长和价格机制的形成

　　一方面，财税体制、金融体制以及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滞后，导致政府过多干预经济，突出表现在地方政府主导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及房地产投资热方面。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业是整个投资高增长中各个产业链条的总牵动和总引擎，其所创造的巨大的投资需求直接引导着市场对产业链中上游领域如钢铁、水泥等进行高投资，而市场追逐利润的特性不仅造成我国经济粗放式增长，而且还导致投资波动加剧，严重影响了整个经济的平稳运行。中短期内，在我国财税体制尚难发生重大改变以及现行干部考核制度和流动性过剩的环境下，投资大幅波动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这对保证宏观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将会带来不利影响。另一方面，资源性产品及要素市场价格改革滞后。目前，我国一般性商品市场化改革已基本到位，但是资源性产品和要素产品市场化改革进展十分缓慢。长期以来，我国资源性产品价格水平明显偏低，不能真实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和资源的稀缺程度，不仅导致了资源浪费和粗放型经济增长，而且还导致了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的出口，扩大了贸易顺差，增大了人民币升值压力；另外，包括土地、资金、劳动力在内的要素价格长期被严重低估，这是导致投资过热以及贸易顺差过大的重要诱因。

　　市场化改革滞后已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增长和价格机制的形成，因此，迅速推进财税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尤其是资源性产品和要素市场化改革将是下一步改善宏观调控和市场化改革的重点。不过，从理论上讲，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将会构成一定的成本推动型物价上涨，释放出部分隐性通货膨胀。这就取决于改革的力度和时机的把握，如在有通货膨胀预期的基础上大力推进改革，就有可能造成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发生；反之，如在通货紧缩预期的情况下，充分考虑社会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的同时，稳步推动市场化改革，则可避免通货膨胀的发生，这也有利于经济继续保持“高增长低通胀”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