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完全按照市场运作，商业保险、民营医院的趋利性还是解决不了“看病贵”问题。“看病难、看病贵”不是医院少了，而是需方没有钱看病

　　 不用法，解决不了“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如果只是多部门出台文件，而文件又是不同利益部门不同的想法，部门协调政策带有妥协性，最后出来的文件是“削足适履”

　　 “医疗卫生资源按照规划合理配置及充分利用,是搞好医疗卫生工作的基础。因此国际上比较推崇‘区域卫生发展规划’，上世纪80年代末，世界银行还利用贷款在我国几个地区试点。”原卫生部医政司司长、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管理分会会长于宗河8月16日这样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于宗河，自1984年从协和医院调至卫生部医政司医院管理处后，开始着手应对全国因“条块分割、各自为政”体制造成的医院设置盲目发展、资源配置不合理现象，用“制定标准再加以评审督促落实”的一整套办法和机制进行梳理。

　　 “医院的分级管理实际上到现在仍有价值，很多地方都在搞或还在恢复，这说明还是需要一个医疗卫生资源规划标准。”于宗河说。

　　 医疗卫生资源配置规划

　　 两种导向碰撞

　　 《第一财经日报》：早在2001年制定的北京市区域卫生规划中提出，要改变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现象：“严格控制四环以内三级医院审批，鼓励现有三级医院到五环以外及周边郊县开设分院。”

　　 然而6年后，北京市卫生局调研发现，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平衡规划仍进展缓慢，对此现状你怎么看？

　　 于宗河：事实上，1994年国务院颁布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配套文件，就制定下发了《区域医疗规划指导原则》，要求做卫生资源规划。

　　 有的三级医院不应该在本部再扩大规模，但它能从各种途径得到批准，这是全国范围内的现象，规划控制不住。

　　 不过，即使允许三级医院在区内建设，但由于所建成的三级医院管辖权仍在市里，所以会与区县所能掌控的医疗资源有竞争。因此以属地化管理方式，区县就会根据情况而定了。实际上，为了自己管辖的区属医院可以很好生存，区县一般没有动力让三级医院到其属地发展。

　　 对于卫生资源规划，有两种不同指导思想：有的认为不用规划，谁愿办谁办，死活随市场；另一种观点是，应该以政府为主导，以规划为导向，在什么区域发展什么医院，然后再决定由谁来办。但规划没有执行下去，这是卫生资源配置是以市场为导向，还是坚持以规划为导向一直在碰撞而导致的结果。

　　 《第一财经日报》：一些一级医院已经改做社区卫生中心(站)，而发展社区卫生服务被当作构建城市卫生服务体系的突破口，这样能否从根本上解决当前“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于宗河：总体说，应该着眼供应需方，搞以全民基本医疗保险为主的多层次、多形式的医疗保险——才是解决“看病贵”的治本之路。

　　 一级医院改为社区医院，在设置上还有一定问题，人员、设备不能满足需要。虽然投资力度很大，但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现状。

　　 如果仅仅是给社区服务中心投资买设备，或出房租、盖房子、发工资，但老百姓不去看病，怎么办？所以如果不改变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那么投入越多可能越难持久。现在社区医院平均空置率比较高，病人还是涌到大医院看病。

　　 实际上，对社区医院来说，即使不给钱，但将钱通过保险提供给需方，社区医院也可以很好地发展下去。但这部分钱必须花到社区，给病人看病的钱，然后政策引导大医院医生轮流下到社区，把病人吸引下来。如果只给医院钱，但没有人来看病，社区医院不能持久发展。

　　 不断给医院拨款，大医院好像还有点效果，但基层医院就没有效果。乡镇卫生院也是反复建了多次。一个乡镇卫生院拨上十几万元，盖上房子，病人不来，过几年房屋旧了，设备也旧了，又回到老路。

　　 搞全民基本医疗保险

　　 应走立法途径

　　 《第一财经日报》：有观点认为，对包括保险、医院在内的行业，应该全部实现民营化，对此你怎么看？

　　 于宗河：如果完全按照市场运作，商业保险、民营医院的趋利性还是解决不了“看病贵”问题。事实上“看病难、看病贵”不是医院少了，而是需方没有钱看病，给需方的钱不是很充足。

　　 单纯或着眼于满足供方是有问题的，社会上相当部分人几百元钱拿得出，但有不少的人是一点钱都拿不出。国家应该兜底帮助社会最穷、最困难的人群，这样他们不但能看得起病，整体医疗收费标准还可以上去，每年有一定幅度提高。

　　 如果钱只给了供方，好的医疗条件是有钱人享受了，另外还有商业保险可以享受；低收入者到医院来，仍旧付不起费用。给医院“撒芝麻盐”投入，结果低收入者、富人一样享受，国家花了钱，普通老百姓还不说好。长远看，医疗事业发展还会大受影响。

　　 实际上，搞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国家应该走立法途径——立国家卫生法。不用法，解决不了“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如果只是多部门出台文件，而文件又是不同利益部门不同的想法，部门协调政策带有妥协性，最后出来的文件是“削足适履”。

　　 现在不是国家没有钱，按照2006年的GDP，全社会应该支出10000亿元给老百姓看病，但不是政府全拿，全民免费医疗，国家没有那么多钱。全民医疗保险和全民免费医疗不是一个概念。

　　 全民医疗保险我国社会是可以而且每日每年都已承受了。我国最穷的也就几千万人口，剩下的都有一定经济支付能力，人均每年400元医疗保险应该可以；况且不是每个人每年都会看病，这样不看病的就帮助了看病的人。超过部分由自己买商业保险补充，比如基本医疗保险每年平均报销10万元，商业保险再报销几万元，这样病人压力会小很多。

　　 《第一财经日报》：你长期在卫生系统做过医生又做过管理者，你认为应通过法律来规范医疗和保险的行为？

　　 于宗河：我认为，首先办医院还是要有一个门槛，就是准入资质。如果想通过办医院赚大钱，就不要投入；医院是可以赚大钱的，医疗上要说赚钱，最能赚钱，人在生死关头，钱不是重要的。但医疗事业的性质、道德要求，尤其在我国当前水平，赚不了大钱。

　　 公立医院虽不追逐利润，但如果按成本、折旧核算，实际上是赔本的。

　　 民营医院这一块应提倡正面引导，并予以宽松政策,他们有这个动力。将来他们生存的空间，就是税收应该减免，因为医院是公益事业。但现在要收30%的税，羊毛出在羊身上，还是老百姓的看病钱。

　　 美国医疗是通过商业保险来实现的，病人跟保险公司算账；我国是病人和医生直接算账，所以矛盾很多。商业保险在我国有两个问题：首先保险意识不够；再就是商业保险还不规范。为了规避不可控制的风险，我们国家搞商业保险，还是应在立卫生法的基础上来实现。

　　 实际上，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是很正确的，但没有落实。

　　 我认为，这40条决定是立卫生法大法的基础，包括医疗怎么服务、是什么体制、医院是什么样的架构、架构之间各是怎样的关系、互相之间属何种性质的竞争，以及转诊体系是怎样。还包括如何筹资、基本医疗保险与商业保险谁来办、有何规定、各个部门有怎样的权益与责任等，也是卫生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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