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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松江客运中心停摆背后

   这个开发了四年的重大市政工程的土地征用和划拨手续尚未完成,263.9亩的土地属于非法用地

   在上海市松江区嘉松公路与梅家浜交界处,上海地铁轨道交通9号线主体工程已经建成,但一墙之隔的松江客运中心施工现场却铁门紧闭,钢筋林立,四台大吊车锈迹斑斑,显示出已停工多年。

   松江客运中心被称为“松江新城动脉”,与9号线衔接,自2001年区政府着手规划起,就是松江卫星城未来交通蓝图的重要亮点;四年前动工时,其附设的购物中心又被媒体称为世界最大的“销品茂”。然而现在,预定的竣工时间2005年10月已经过去了一年零九个月,交通枢纽暨大型购物中心仅仅完成了地下室工程,地面工程仍未开工。

   市政项目停摆无期,与之“捆绑”以吸引投资的配套住宅用地,则楼盘已起,销售畅旺。

   在开发项目的过程中,松江客运中心的开发商上海庄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上海庄城),陷入了持久的仲裁和官司之中。7月间,在中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达公司)诉上海庄城拖欠工程款的诉讼中,法院对客运中心的土地权属进行调查,发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该土地仍然属于松江区方松街道玉湖村和白鸟村的集体所有。这意味着,这个开发了四年的重大市政工程的土地征用和划拨手续尚未完成,263.9亩的土地属于非法用地。

   “我们已经投入了1亿多元,这个结果太令人震惊。” 上海庄城总经理刘波名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7月31日,在北京举行的此案的专家论证会上,民法学专家江平、土地法学专家王卫国、物权法专家尹田表示,松江客运中心“烂尾”事件暴露出来的土地流转失控,在全国都非常罕见, 而土地违法和诸多利益分配甚至腐败行为往往紧密相联。

   客运中心资金短缺停摆

   松江客运中心的建设动意于2001年。松江区地处上海西南郊,1998年撤县改区,松江区,松江新城是上海“一城九镇”中率先按发展起来的卫星城镇,区政府有意在此建设交通枢纽及购物中心,接驳9号线,带旺松江新城。

   客运中心项目是经区人大通过的区政府实事项目,按照当时的规划,将汇集松江陆上客运的43条公交线,与轨道交通9号线大学城站相连,形成一个大型交通枢纽换乘中心,与9号线一期工程同步建成。

   除交通枢纽外,客运中心还包含大型购物中心,包括大卖场、百货商店、美食中心、影视城等。扩大区域投资和消费,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全面繁荣松江城区经济,人们对这个庞大建筑期待良多。

   2001年,松江区前分管城建的副区长陈国邦到香港招商引资,结识了秘鲁籍华人周建和。周建和是香港庄胜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近年来在内地投资房地产,旗下的北京庄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投资北京市宣武门地段的旧城改造闻名。经过磋商,双方达成投资松江客运中心意向。

   2002年5月,松将客运中心的开发公司上海庄城正式组建,注册资本498万美元。其中庄胜集团旗下的北京庄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北京庄胜)持股55%、庄胜旗下的香港建采有限公司持股25%;松江区属国有公司上海城通轨道交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下称上海城通)持股10%;自然人林敏持股10%。后经过增资,北京庄胜股份占到了60.85%,香港建采持股25%,上海城通持股为4.5%,林敏持股比例不变。北京庄胜的法定代表人周建和出任上海庄城的董事长,香港建采的法定代表人沈伟得出任总经理。

   为吸引庄胜集团到松江投资,松江区政府提供1200亩土地供上海庄城开发,其中包含850亩普通住宅用地,价格为每亩38万元;客运中心及周边配套措施350亩,每亩25万元。整个项目总投资18亿元。后住宅用地增值969.39亩,客运中心用地缩减少为263.9亩。

   与客运中心“捆绑”的969.39亩土地最终被划分为3块,分别为嘉松南路2号地块388.58亩、大学城站2号地块323.34亩、祥和路2号地块257.47亩。前两块土地又被称为“嘉松388”、“大学城站323”。

   2003年5月,总投资18亿元、总建筑面积45万平方米的松江客运中心暨大型购物中心工程开工,即遭遇国土资源部的宏观调控。

   2002年7月,国土资源部下发《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11号令),规定商业、住宅用地必须采取“招拍挂”方式转让。2003年,国土资源部、监察部等中央多部委联合在全国范围内对土地进行督察,松江也是被督察地区。在松江区政府2003年8月的一份会议纪要上,本刊记者看到,有区领导特地在专题会议上提出,对松江客运中心要 “一次批租,分期供地”,以实现“边开工,边办理土地批租手续。”

   在土地督察的大背景下,原本许诺给上海庄城的3块普通住宅开发用地已无法通过协议出让的形式获得。2003年下半年,上海房地局对部分土地进行了公开招标。

   据松江区政府向媒体提供的一份书面材料称:“招拍挂”政策出台后,上海地价飙升,土地出让金远高于松江区政府与上海庄城约定的价格,资金很快成为上海庄城的难题。

   2003年7月,北京庄胜代上海庄城以3.5亿元竞得“嘉松388”。3.5亿元相比以前的的地价,差价达到两亿元以上,上海庄城现有的资金远远不能满足要求。

   2004年2月13日,4方股东签署“董事会决议”(即2·13董事会决议),要求北京庄胜必须在2月23日之前向上海庄城提供1.8亿元股东贷款,否则北京庄胜退出合资公司中的全部股份,其他股东对股份有优先购买权。

   上海庄城现任总经理刘波名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虽然周建和认为“2·13董事会协议”条件苛刻,但并不甘心就此放弃客运中心项目,于是分四笔打入庄城帐户5100万元。后各股东再次开会,将股东贷款到位时间延至2004年3月23日。

   周建和随即将1.3亿元资金注入,然而这笔钱来源于北京首创集团。上海城通向上反映,认为首创集团挪用其管辖的市政建设资金用于非法拆迁,因此拒绝签署股东贷款协议。小股东上海城通的总经理王晓群说,周建和虽然拿出了这笔钱,但钱有问题,是不能用于支付土地款的。最终,“嘉松388”被第二标上海三湘(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上海三湘)拿走。

   上海城通总经理王晓群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在松江区政府方面看来,周建和始终处于资金短缺的状态。

   据松江区政府向媒体了示的一份书面材料称,在“大学城站323”的招标过程中,是上海三湘代上海庄城投标。上海庄城中标后,因无力支付土地出让金,周建和再次与土地失之交臂。因为周建和的资金不到位,产生股东纠纷,并引发仲裁、诉讼,导致项目无法继续建设。7万平方米的地下车库工程已经开工,如果停工将全部作废。区政府为此筹措了一笔资金,以保证地下室工程完成。

   “他损害了我们所有股东的利益,不是他周建和一个人的利益。我们不希望他出局,希望他干下去,他干下去我们政府业绩也有了,形象也有了。”王晓群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松江新城大学城有7所大学、8万名师生,其出行问题一直不方便。王晓群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松江客运中心停工后,松江区政府遭遇了很大压力,为此做了很多补救措施。如果周建和不能继续下去,双方就协商让他退出,让别的公司接盘。上海轨道交通9号线将于年底通车,区政府已做好了所有的公交交通预案。

   围绕配套土地的利益交峰

   对周建和而言,客运中心和配套土地的关系是“骨头”和“肉”的关系,客运中心属市政建设,如果不和住宅土地捆绑开发,北京庄胜的投资将难以获得收益。

   上海庄城总经理刘波名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造成松江客运中心停摆的原因并非周建和没有钱。上海庄城握有近千亩的土地,可以通过融资来满足资金需求。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对土地的宏观调控使配套土地滋长出巨大的利益空间,引发了相关各方的争夺。

   从前述的2·13董事会决议中,周建和嗅出了逼他出局的意味。2004年6月,他向中国国际贸易经济仲裁委委员会上海分会(以下简称贸仲委)提出仲裁申请,请求裁决此决议无效。贸仲委审理认为,2·13决议要求北京庄胜单方投入1.8亿元股东贷款,实际上是对股权比例进行了重大修改,超出董事会的权限,属无效决议。

   据3位上海庄城已经离职的员工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香港建采虽是庄胜旗下,沈伟得是周建和任命的总经理,但他和其它两个小股东立场一致。这位员工说,周建和派人到上海送来1.3亿元的汇票,沈伟得故意拖延,致使汇票无法入帐,无法用于支付“嘉松388”土地出让金。

   后上海房地局以延期未缴土地出让金为由,解除了与庄城的土地出让合同,并没收了2800万元的定金。当天,上海房地局就与第二标上海三湘签订了土地出让合同。

   刘波名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说“大学城站323”的公开招标过程中,沈伟得从庄城公司账上调拨2260万元打入上海三湘账户,由三湘代上海庄城竞标成功。因沈伟得拒绝交出代投标协议,这块地最终落入三湘囊中。

   刘波名向《瞭望东方周刊》提供的一段录音显示:2004年5月24日晚9时,周建和与沈伟得曾经有一次谈话。沈伟得说,今后组合以黄辉(上海三湘董事长)为主,周建和出局后,他愿意和他们合作。沈对周建和表示“对不起你,我和他们的利益捆绑在一起”。

   同日,周建和签署文件,发令除他本人签署的文件,或授权委托他人签署的文件外,“总经理及其他管理人员签署的文件,即使加盖我公司印章或只盖我公司印章而无人署名等等”,均属无效。31日,在董事会议上,周建和免去沈伟得总经理职务,任命刘波名为总经理,上海城通公司总经理王晓群以及股东林敏的委托人----------其弟林捷,明确表示不同意。

   城通公司是松江区属公司,在这场纠纷中,“城通公司既代表政府,又代表股东”。

   刘波名介绍说,上海三湘拿到地后,并未按照原有的竞标价支付土地出让金。他曾委托他人调查,“嘉松388”和“大学城站323”土地的竞标总价为8亿元,黄辉按照每亩70万元,共支付4亿多元。“大学城站323”的土地出让合同签订一年多之后,才挂牌公示,这意味着三湘过了一年多才交足土地出让金,但土地并未被上海房地局“秉公”收回。

   经过几轮争夺:现配套项目的地块“下落”如下:“嘉松388”于2004年动工开发三湘四季花城楼盘,目前销售均价为每平方米5816元,开发商为上海城光置业有限公司,隶属于三湘集团。目前三湘四季花城的房子已经售罄,新楼盘正在开发。售楼处的模拟楼盘上,松江客运中心“已经建成”,轨道交通9号线及该中心仍是楼盘的卖点。

   上海三湘是上海著名的房地产公司,老板黄辉和政府官员往来密切。据《财经》杂志报道,购买“嘉松388”及后续开发的资金中,有数亿元来自上海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上海市工业开发总公司。上海工投总裁王国雄因卷入上海社保案正在受审,黄辉也在前段时间被有关部门找去谈话。

   大学城站323”的楼盘开发项目为三湘水景苑,开发商为上海城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上海城乾)。该公司最初控股人为三湘集团,股份占90%,自然人陆才兰、洪涛、张根娣、郑凤芝各持2.5%的股份。陆才兰被指是松江某位官员的亲属,洪涛、张根娣、郑凤芝被指是小股东林敏的亲属。林敏为新西兰籍,在松江有多处房地产项目,与当地官员关系较好。

   据本刊记者了解,上海城乾则几经倒手,最终持股人为张根娣50%、秦怡50%。而秦怡正是沈伟得的妻子。

   第三块地--------祥和路2号地块据称流拍。

   仲裁、诉讼缠斗三年

   从2004年到现在,北京庄胜和小股东以及施工方中达公司之间的诉讼、纠葛已有三年。

   2004年11月25日,贸仲委裁决“2·13董事会决议”无效后,上海城通和林敏不服,向上海仲裁委员会(下称上仲)提出另一项仲裁,请求裁决北京庄胜退出在上海庄城中的全部股份。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是松江区政府2004年12月3日作出的《关于原则同意上海庄城置业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的批复》。

   北京庄胜方对这份批复提出质疑:政府对企业的董事会会决议进行批复,用“原则同意”是不妥当的,而且从时间上来看明显是为贸仲委的裁决而做的。

   上仲曾多次调解此案。2005年7月7日,松江区副区长陈猛亲自参与上仲调解,要求周建和退出,因为“所有的条件在实施过程中都已丧失”,他表示,对庄胜的投入可以协商退还并给予补偿。

   事隔两年多,此案仍在审理中。据知情人士透露,此案关系复杂,涉及土地纠纷,虽然裁决书早已写出送至上仲秘书处,但裁决迟迟没有下达。

   2005年9月,中达公司又将上海庄城告上法庭,讨要2.7亿元的工程款。中达公司拿出的证据是2004年11月双方签订的地下室工程承包合同,该合同由沈伟得代表庄城签署。

   上海庄城拿出了2003年7月双方签署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表示2004年合同无效,因为沈伟得已于合同签订前6个月被免去总经理职务,失去了周建和的授权。当时周建和特地向中达公司发函确认。事实上,地下室工程已于2005年1月竣工,距离这份合同的签署时间只有两个月--------两个月之内如何赶出数亿元的工程量?

   但被告的意见未被采纳,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认定2003年合同和2004年合同均属有效合同,上海庄城败诉,上诉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后上海城通向最高法院申请再审。

   此间,上海庄城指中达公司提起诉讼为上海城通授意,目的是挑起纠纷,赶走大股东北京庄胜。而中达公司总经理林鹤及松江方面否认了这种说法。

   大股东必须出局

   此案在执行过程中,上海第一中级法院要评估拍卖客运中心地下室工程,调查了松江客运中心的土地权属。

   松江区房管局和方松街道办事处向法院证明:上海庄城获得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但是在办理该地块的征用和划拨手续过程中,庄城仅支付了耕地开垦费人民币5273212元,未办理后续手续,该地块性质仍属于方松街道的集体用地。房管局还表示同意法院强制拍卖地下室工程;竞买人缴纳足额费用办理相关手续之后,该局同意买受人通过划拨方式取得上述地块的土地使用权。

   上海庄城的代理律师谢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一结果意味着投资1个多亿、建设了4年的客运中心的土地仍是“耕地”,还没有被征用为国有土地,该项目属于非法项目,该工程属于违规工程。

   按照当时的合同,土地征用和划拨手续是由上海城通负责的。城通总经理王晓群向《瞭望东方周刊》解释说,这块地不是“耕地”,是规划中的建设用地,只是征地手续没有办下来。

   这么大面积的土地,按《土地管理法》规定应由市政府批准,对此王晓群解释说,是土地政策发生了变化,现在土地供应要供应指标,比以前增加了很多内容。当时只要是公共设施,国家征地国家划拨就可以了。

   围绕松江客运中心的纠纷引起了法学专家的关注。土地法专家大学王卫国认为,松江区政府的做法是一种先用后征行为,是《土地法》绝对禁止的。

   他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说,对于集体用地,要取得土地使用权首先要办理“农地转非”手续,要符合土地利用整体规划、城市建设规划、年度土地利用计划,即要取得用地指标。按照《土地管理法》45条,征用基本农田、35公顷以上的耕地、耕地以外的土地70公顷以上的应由国务院批准,除此以外由省级人民政府批准。松江客运中心的土地大约有20多公顷,应获得市政府批准,并报国务院备案。

   第二是办理土地使用权的出让或者划拨手续。本案是划拨,应该办划拨审批,给用地单位一个划拨土地使用证。

   王卫国说,这类土地使用还需要进行征地公告,制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建设项目也应报批。

   “农地转非”是控制土地的一个最基本的程序,2003年国家对用地指标是严格控制的。2004年以后,中央甚至把农转非指标的审批权上收至国务院。2006年7月,国土资源部获得国务院的授权,设立土地总督察,进一步严管土地。

   王卫国认为,松江部分人士的行为已经触犯刑法。根据《刑法》的规定,非法占用基本农田5亩以上,非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10亩以上就构成非法占用耕地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的,按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罪定罪处罚,数量标准基本农田是10亩以上,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30亩以上。

   王卫国分析说,松江客运中心的情况证明土地流转失控仍然十分严重。这种违法操作,可能大量滋生各种利益分配或者腐败现象。“以前往往是在没有指标的情况下强行征地,侵犯老百性的利益,现在变成了一部分投资商和政府勾结,剥夺另一部分投资商的利益。

   这位土地法专家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从现有的情况推断,对于配套土地的争夺,目的是争夺客运中心的优惠利益。“招拍挂”拿土地价格是很高的,如果能够和市政建设绑在一起,地价就会低得多。而土地出让金必须要在拿到市政建设项目后才能减免。“这种情况下,大股东非出局不可”。(记者黄秀丽 /上海、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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