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修明

　　 “大字本”古籍是1972年10月至1975年6月，按毛泽东的要求校点注释的古代历史文献，共86篇，包括史传、政论、赋、诗词、散曲等体裁。前后有三种版本形式，字体都比较大，从正文四宋、注文小四宋，发展到正文三宋或二宋、注文四宋或三宋，最后成为特制的三十六磅长宋字体（正文、注文同）。这批“大字本”当时印制的数量极少，多时不过二十几份，一般只有五至七份。当年，王守稼、吴乾兑、许道勋、董进泉和本文作者参加了“大字本”的注释，参加注释工作的还有复旦大学历史系、中文系的几位专家。这批“大字本”已于1993年5月以《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为书名，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

　　 这些文献，都是毛泽东根据他当时关心和考虑的问题专门布置校点注释的，不少篇目正文前有提要，也是按毛泽东的意图写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字本”是研究晚年毛泽东读书和思考问题的重要史料。虽然这些文献是人人都能查阅到的公开材料，但当它们和一位伟大人物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活动相联系时，其所包含的内容和意义，就超出了它们的本来价值和原有意义，而具有了重要的文献价值。

　　 前后近四年共86篇的“大字本”，按时期和内容划分，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1972年10月至1973年7月，为历史传记借鉴期。这期间共选注了《晋书》、《旧唐书》、《三国志》、《史记》、《旧五代史》（按选注时间顺序排列）等史书的23篇传记（1974年11月还布置注释过《后汉书》中的《李固传》和《黄琼传》，不在此阶段）。另有屈原的《天问》、柳宗元的《天对》两篇古典哲学文献。

　　 熟读中国古籍，通晓中国历史，一直是毛泽东进行思考、形成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1972年10月1日，他布置注释《晋书》中的谢安、谢玄、桓伊、刘牢之传。这四个历史人物均与公元383年东晋与前秦的淝水之战有关。淝水之战是一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东晋的胜利是和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群臣辑睦，内外同心”分不开的。当时执掌朝政的司徒谢安、广陵相谢玄、淮南太守桓伊、北府兵著名将领刘牢之等人，由于文武融洽、内部团结，虽然军事上处于劣势，却能打败南侵的苻坚大军。

　　 1972年12月8日,毛泽东布置了《旧唐书·傅奕传》的注释，又在12月31日布置了屈原的《天问》和柳宗元的《天对》的注释。傅奕是唐初反佛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天问》是战国时期楚国大诗人屈原在被放逐以后“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王逸注语）时，提出的有关宇宙、自然、历史的一系列问题的一篇奇文。唐代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柳宗元对《天问》作了历史上唯一的回答，写出了《天对》这篇宏文。

　　 几乎是同时，1972年12月31日，毛泽东要求高级干部好好读点书，不要只武不文。注释《三国志·吴书·吕蒙传》即本此意。吕蒙本是武将，因善于读书而有成：“蒙始就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1973年7月布置的《晋书·刘元海载记》所说“随（何）、陆（贾）无武，绛（周勃）、灌（婴）无文”和《史记》中的陆贾、灌婴、黥布（传中提到随何）、周勃等人的传记，都是出于这个目的而标注的。以后毛泽东在接见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时曾引用了“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这句话，而且说要把“鄙”字改成“恨”字。他希望能造就出一批文武兼备的人才来。

　　 1972年12月31日，毛泽东布置印制《史记·项羽本纪》。1973年2月7日布置印制《三国志·魏书·张辽传》、《三国志·魏书·张传》和《旧唐书·李愬传》。张辽和张 都是曹操麾下有战功的大将，但他们原来分别是吕布、袁绍手下的人，曹操对他们不咎既往，欢迎他们弃暗投明，加以重用，为成就大业找到了得力助手。李愬的例子更说明问题。在平定淮西军阀吴元济的战斗中，李愬克服重重阻力，争取了吴元济的大将吴秀琳和李祐；破蔡州城后，“ 愬不戮一人”，复吴元济部下职务“使之不疑”，攻克了长期不能解决的老大难问题。

　　 1974年11月20日，毛泽东写信给江青，信中说：“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过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毛泽东写信的当天，就布置了“大字本”《后汉书·李固传》和《后汉书·黄琼传》的注释任务。《黄琼传》中的“峣峣者易缺，噭噭者易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李固传》中的“表曲者景必邪，源溥者流必絜”，就是毛泽东借用告诫江青等人的。

　　 （二）1973年8月5日至1974年7月为“法家著作”注释期。这期间共选注了自先秦至近代的“法家著作”26篇，包括《商君书》、《韩非子》、《荀子》、晁错、柳宗元、刘禹锡、王安石、李贽、王夫之、章炳麟等人的著作。

　　 1973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同日就布置了《封建论》的注释任务。以后（从1973年8月至9月底）相继布置的章炳麟的《秦献记》、《秦政记》，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秦始皇》，韩愈的《石鼓歌》，柳宗元的《咏荆轲》，都是为了肯定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

　　 从1974年3月开始，到7月为止，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布置点校注释了包括东汉思想家王充所著《论衡》中的《问孔》和《刺孟》；《韩非子》中的《说难》（1974年4月4日布置）、《孤愤》（1974年4月布置）、《忠孝》和《说疑》，此外，还包括了荀子和商鞅的文章，以及柳宗元的《天说》（1974年7月布置）和刘禹锡的《天论》（时间同前）。1974年7月，毛泽东还布置印制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提倡“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精神。

　　 面对当时来自北方的苏联的军事威胁，毛泽东还重视历史经验的启示，这就是1974年6月布置的西汉政治家晁错的两篇文章《募民相徙以实塞下疏》和《上书言兵事》。前文主旨是说为了抗击匈奴入侵，必须移民实边，屯戍边塞，“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确保“制边县备敌”。这样，既可节省国家开支，又能增强边防能力。后文主旨是总结汉兴以来同匈奴作战的历史经验，具体分析了汉朝与匈奴双方军队的长处与短处，认为汉朝军队在数量上超过匈奴，只要发挥自己长处，就有可能打败侵略者。

　　 （三）1974年5月10日至1975年6月14日为辞赋诗词阅读期。这期间共校点注释了包括庾信、谢庄、谢惠连、江淹、白居易、王安石、陆游、张孝祥、陈亮、辛弃疾、张元干、蒋捷、萨都剌、洪皓、汤显祖等人的辞赋、诗词、散曲共35篇。

　　 从1971年春天起，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明显下降。1974年春，毛泽东又患了老年性白内障，1975年7月23日，动了手术。1974年7月，毛泽东到长沙养病，前后达10个月之久，1975年5月才回京。1974年5月10日，毛泽东布置注释的“大字本”庾信的《枯树赋》、谢庄的《月赋》、谢惠连的《雪赋》、江淹的《别赋》、《恨赋》，集中地反映了他晚年的感情和心态。

　　 《枯树赋》的寓意十分明显，毛泽东联想到饱经风吹雨打、水火摧残、虫蛀鸟啄的老树“拔本垂泪，伤根沥血”的惨状，从心底里发出“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喟叹。《月赋》寄寓的是“悄焉疚怀，不怡中夜”的凄情，可以想象毛泽东长夜不寐、百感交集的情景。毛泽东爱雪，不论是在陕北抒发“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壮怀，还是在中南海不忍踩碎琼玉的清赏，都反映了他对冬日皑皑白雪的热爱与赞美。阅读《雪赋》也是一种寄托，但它是在“岁将暮，时既昏，寒风积，愁云繁”时，“梁主不悦”的感伤型的寄托。《别赋》中的“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则抒发了“摹暂别之状，写永诀之情”的哀伤；《恨赋》中的“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则是另一种倾诉。

　　 毛泽东一生喜爱梅花，写的诗词多次以梅花为题旨。晚年由于健康原因，诗兴衰退了，然而傲霜斗雪、高洁芬芳的梅花，仍寄托了他的理想人格和高尚情操。洪皓的《江梅引》（1975年3月21日布置）、蒋捷的《梅花引》（1975年4月11日布置），就是毛泽东寻求精神寄托的产物。

　　 烈士暮年，志在千里。毛泽东选读了汤显祖的《邯郸记》中的“度世”（1975年3月21日）。王安石有一阕《桂枝香》（1975年4月4日布置印制），表达的意思与此相同：“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他借张孝祥的《六州歌头》抒发情怀：“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豪放派词人辛弃疾的作品，成为抚慰毛泽东壮志未酬的作品：“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贺新郎》）“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摸鱼儿》）“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水龙吟》）“今老矣！搔白首，过扬州。”（《水调歌头》）“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永遇乐》）他虽在养病，还是关心国事：“谁念我，新凉灯火，一编《太史公书》。”（《汉宫春》）但毕竟岁月不饶人：“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破阵子》）。（以上七首词均为1975年4月4日布置）经历了无数坎坷沧桑的老人好回忆过去：“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蒋捷《虞美人》，1975年4月11日布置）

　　 “大字本”第三阶段最后的两篇，一篇是吴潜的《满江红》，还有一篇是吴锡麒的散曲《梧桐树》（一舸），时间是1975年6月4日。同上述两篇同时布置注释的，还有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可能是因为内容太消沉，后来又删去了。

　　 以后，“大字本”不再注释。前后近四年的“大字本”古籍注释工作至此告终。

　　 〔作者刘修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本文曾刊发于《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解放区文学》2007年第1期，原题为《从印制“大字本”古籍看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心态》，约1.2万字。摘编成文后，经作者审阅同意〕（《党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