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由于无课可上，甘肃省皋兰县忠和镇水源村邵家堂小学的学生们只得在校园内玩耍，家长们却在等待着新教师(3月8日摄)。新华社记者王衡摄

　　编者按：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村教育问题，连续出台税费改革、“两基”攻坚、“两免一补”等系列惠农政策，减轻农村家庭教育负担。时至今日，中西部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已经进入了“免费时代”，长期困扰中西部农村义务教育的“上学难”问题已基本得到缓解。但半月谈记者最近在调查中发现，农村学校的情况仍然不容乐观：许多农村中小学师资队伍面临着优秀人才“进不来也留不住”的困局，在数量和结构上“双重短缺”的形势依然严峻。在教师节来临之际，让我们再次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中西部农村教师群体，投向这些在偏僻艰苦的环境中为中国农村的教育事业负重前行、渴望扶持的人们。

　　代课教师：最怕听“清退”二字

　　───师资短缺：“免费时代”的农村教育难题(上)

　　“我现在最害怕听的就是‘清退’二字。”这是陕西省蓝田县九间房乡柿园子村小学代课教师李小锋的心声，恐怕也是所有代课教师的心声。在我国一些偏远的农村中小学，由于师资力量不足，至今仍有一些工资微薄的代课教师担负着教学任务。但根据政策，他们将逐步被清退。他们的内心，又有着怎样的彷徨与期待？以下是李小锋的自述：

　　村民留我做教师

　　柿园子村位于秦岭山区，离镇上8公里，离县城40公里，人多地少、交通不便，我1973年就出生在这里。

　　1992年高中毕业时我参加“高考预考”，分数超过分数线50分，很有希望上大学。可那一年5月父亲去世了，忙于家事的我没能参加高考。这一年，村里小学唯一一名教师嫌工资少辞了职，而高中毕业的我是当时村里学历最高的人。村干部找到我说：“村里学校没老师了，你能不能先试教一年，一年后可能乡上就会派来公办教师。”

　　看到这情况，我答应了。我计划一边教书，一边准备参加第二年高考。后来的一年，我逐渐熟悉了教学工作，并想方设法改变了学校的破旧面貌。

　　当时，为了买黑板，我向母亲要钱，母亲一边唠叨着“你有了工作，不给家里挣钱，还来要钱”，一边还是掏出了里三层外三层包裹着的零钱给了我。我试教的一年即将结束，可乡上还是派不来公办教师。

　　1993年5月父亲去世周年那天，我给孩子们放了半天假，自己去祭奠父亲。没想到，许多学生家长不约而同地赶到父亲坟地，与我一起跪祭父亲，还拿出了一元两元的“份子钱”给我。我知道，他们想让我留下来教书。我当时跪在父亲坟前说：“爸爸，我可能没机会考大学了，完不成您的心愿了！”学生家长们就念着父亲的名字说：“是我们让小锋留下来教书的，要怪就怪我们吧！”

　　收入难以养家糊口

　　此后，我一直在村里小学踏踏实实教书。虽然每月工资只有53元，我还是喜欢上了教书，良好的状态一直持续到1997年。

　　1997年5月，就在母亲催促我办婚事的时候，未婚妻却提出了退婚。她说靠我的工资根本没法养家糊口。被女方退婚在村里是特别丢脸的事，一气之下，我毅然跑到西安打工，期盼过一种“体面”的生活。

　　那年秋季开学，乡里调派了一个公办教师，但村民们认为这个公办教师对工作不认真负责。村里商量后，村支书跑到西安找到我，求我再回来教书。我看到西安城市里的孩子们能高高兴兴上学，我也在想：不回去吧，村里有的孩子就得一辈子放羊；回去吧，连终身大事都解决不了。后来，我还是决定先回去一趟看看再说。我回到村里那天，所有的家长都站在学校里等我，有的家长说：“你嫌工资少，我们给你增加。”有的说要发动全村人给我找对象。我已经没有办法再离开了，只能再次拿起教鞭。

　　在村民的热心帮助下，我2000年结了婚，2004年生了小孩。但直到现在，我的收入依然难以养家糊口。15年来，我的月工资涨了4次，从53元到103元。

　　希望有一次“转正”机会

　　在柿园子村做代课教师15年来，我共送出去134名学生，其中6名考上了大学，有的已经得到了“体面”的工作，而我作为学校里的唯一老师，依然“名不正、言不顺”。按照县上通知，我已经被清退了，现在的工资也没法保障。就我所知，目前在一些农村地区代课教师的数量还很多，或许其中有的人知识结构单一、素质不高、年龄偏大，但我相信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的学历和能力可以达到教学要求。可是，目前许多地方对代课教师主要施行清退政策。对我来说，已经教了15年学，已经喜欢上了教书，我现在最害怕听的就是“清退”二字！

　　我现在已经有了大专文凭和教师资格证，我希望政府能给我一次转正的机会，如果能转为正式教师，我愿意一辈子扎根山区，做一个合格的教书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