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章、周保庄兄妹是周恩来五祖父周鸣鹿(谱名骏庞，字敦甫)的曾孙辈。他们的祖父就是把周恩来带离淮安的周恩来三伯父周济渠(谱名贻谦，后改名贻德，字劼之)，父亲周恩彦是周恩来的堂弟，大排行第十三。周恩来行七，按家乡习俗他们喊他七伯，喊邓颖超七妈。

　　他们与周恩来、邓颖超都有过像平常亲友之间的交往。下边这篇回忆录就是周保章兄妹回忆的亲身经历和感受，读了能体会到周恩来夫妇对侄儿、侄女的那份亲情。

　　周保章的深情回忆

　　“请到原单位报到”

　　1938年，七伯周恩来以与国民党政府谈判的中共首席代表、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和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来到武汉，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和与国民党谈判等工作。当时，刚好我们一家都住汉口，因此两家人过从甚密。七伯利用我爷爷的身份和我父亲在国民政府粤汉铁路局基层任职的特殊关系，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一架秘密电台设在我家二楼上，由童小鹏直接领导负责。(童小鹏曾回忆说，当时，国共合作抗日，设在武汉“八办”的电台可以与蒋介石的总统府和延安的中共中央直接联系。但周恩来历来心细，他怕出现万一，所以在架设了公开使用的电台后又在周恩彦家架设了一架秘密电台。——本文整理者注)我们几个年纪较小的兄弟姐妹们被严格告诫：不许上楼玩耍！

　　1938年末，日军进犯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随之撤往广西桂林，我们一家也跟着迁到了桂林，并住进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的大院。七伯每次到桂林，与我父亲等总是朝夕相处，有着谈不完的话和说不完的事。

　　1939年春，七伯受党中央派遣，赴皖南处理新四军的有关问题，同时他又打着回浙江绍兴省亲祭祖的旗号，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1946年初，国民党将要还都南京之前，中共驻重庆代表团亦随之东迁，七伯在百忙之中约我父亲去重庆，兄弟俩从深夜一直谈到黎明，并决定将我和我二哥周保常送往革命圣地延安。后因时局急速变化、长江春汛涨水和其他种种原因未能成行，这成了我们兄弟俩终生的遗憾。这样，我们都只好跟着父亲在国统区上学念书。

　　1949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蒋家王朝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朝不保夕了。这时，共产党方面通过地下党的活动，希望我父亲留下，而国民党方面则在作最后的垂死挣扎。因此，还在湖南衡阳时，国民党特务因为知道我父亲与七伯的这一层关系，就整天影子似的跟踪、监视我父亲的一举一动。后来，特务们就向我父亲摊牌：是坐牢还是加入国民党，必须二者选一。父亲望着我们5个都未成年的兄弟姐妹和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国民党特务，被迫选择了后者。但是特务们并未罢休，又将国民党的区分部委员一职塞到父亲头上。父亲的这段历史，是建国后在我们要求入党受牵连时，七伯通过有关方面要来父亲档案时知道的。这是我父亲的一个错误选择，但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结果我们全家只好随着国民党粤汉铁路局跑到广州。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广州城。我父亲从新闻里听到七伯已经在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担任政务院总理一职时，十分高兴，对我们说：“你们的七伯现在是新中国的总理。总理就是过去的宰相啊！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权力大着哩！我们赶快和他联系。”父亲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所以，广州的邮政业务一恢复，我父亲就向北京发了电报。七伯的回电也很快就来了，但却只有令人失望的短短7个字：“请到原单位报到。”

　　父亲收到电报时，愣愣地端详着，刚好我也在场。当时我已是个参加革命活动的中学生，对这件事印象太深了！

　　“同志加亲戚”

　　我是在解放前夕读中学时参加中共领导的地下秘密活动的。大陆一解放，就在学校转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正式成员，还成了学校团组织和学生会的一名干部。不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由组织上保送到军事干校。

　　1950年我参军后，在人民军队这所大学校里，受到了正规、系统的教育，思想认识和业务素质都有了一定的提高。我一直遵循着七伯对亲属的要求：不论任何时候，也不论在任何地方或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向组织上和他人暴露与他的这层关系。

　　1938年在汉口时，由七伯的同学和好友赵光宸等人提议，经我父亲和七伯、七妈同意，我和我妹妹保庄被过继给七伯、七妈作为他俩的嗣子女。而且还进行了磕头拜祖宗等一系列过继承嗣的仪式。仪式是在汉口大石洋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楼顶凉台上进行的。仪式结束后，七妈邓颖超还高兴地右手抱着我妹妹保庄，左手搂着我一起拍了一张照片作为纪念。(本文整理者就此事曾询问过当事人赵光宸的长女赵忠绮，她证实确有其事，但是强调说，周恩来当时不在场)我的二哥保常、大妹保芳和赵光宸的两个女儿赵忠绮、赵忠绩等也都参加了那次合影。七妈一直保存着这张照片，赵光宸的女儿赵忠绮也保存有这张照片。赵忠绮至今还记得我们兄妹过继的事。当时我和妹妹都还幼小，还都不知道过继之类的事。现在想来，七伯和七妈很可能是出于当时斗争的需要。因为自解放后，我们兄妹多次和七伯、七妈见面、谈心，七伯、七妈还让我们去西花厅，和他们一起生活过，但他俩从没有再提起武汉过继的事。而我自从成长为一名普通革命者之后，似乎也明白了这里边的一些道理：当时处于全民族抗战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一边口头喊合作抗战，一边又千方百计地削弱共产党的力量以达到最终消灭的目的，因此他们不断开动宣传机器，胡说共产党“共产共妻”、“六亲不认”等等，造成国统区许多人对共产党人的误解。这样，七伯通过1938年的“武汉过继”到1939年的“绍兴祭祖”这两件中华民族的传统做法，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的谣言，让广大国统区人民更多地了解中国共产党，从而更加有利于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因此，我在后来与他们的交往中，也从没有向他们提起过这件事，只是七妈曾在和我个别谈话时直接说过：“保章啊，我们不仅是同志关系，我们还是亲戚。”她是不是指的这件事我没有追问过，也没有必要去问。但是，也许正因为我和两位老人有这种“同志加亲戚”的特殊关系，所以受到他们更多的教诲和关心，这就足以使我终生满足。